这是一年前发表的，它反映一名男性对男权世界的自省，或许很可怜的自省。一般而言，由于女性是从这样一个男权世界里接受了自己的教育，所以，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有资格谈论未来人类的启蒙教育。未来的人类思维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应留给未来的人。

男性与启蒙

未来的更美好的世界，应与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必须是对男权保持批判态度的世界。

某日，凌晨，我恍然觉察，原来启蒙与启蒙理性是男性的特征，故而启蒙以来的世界只好仍是男权的，虽然那里的人们声称将一切事物拉到“理性法庭”去审过。也因此，未来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象它是远比现在更美好的，我推测它必须是对男权保持批判态度的世界。

男女确实有别，且差别极大。脑科学家向我们说明过，女性在情感脑和基于情感的社会认知方面具有超越男性的神经生理基础。另一方面，男性在逻辑脑和基于逻辑的社会认知方面具有超越女性的神经生理基础。此处，“情感脑”究竟何指？极难准确定义，大致而言是“哺乳动物脑”（外缘系统）和“大脑右半球”的某种复杂的联合。这一定义仍在演变，随脑科学家的研究而发生位置和结构的变动。例如，我对场景记忆的情感功能深信不移，然而，场景记忆的脑区似乎没有被归入外缘系统或大脑右半球。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史的某一阶段，主要是为了照料幼兽，从孩子的哭喊声判断他们是否面临以及面临何种威胁，哺乳动物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脑结构。根据科学家的推测，这一结构最初形成的部分，是“杏仁核”——它产生“恐惧感”，典型地，当一条蛇被我们脑的视觉区辨认出来时，杏仁核便被激活。

在哺乳动物当中，人类的幼年期出乎意料地漫长——人类个体的脑区大约需要25年才发育成熟，难怪柏拉图理想中的“选民”都是中年人。也因为幼年期如此漫长，对人类而言，儿童特别需要母亲的照料。这一事实的演化论含义是，那些特别愿意照料自己孩子的母亲将获得更高的遗传概率。这样，人类的情感脑在演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直到“启蒙理性”在最近200年内表现出强烈的负面特征之后，人类才重新关注自己的情感生活。保守派政治家们呼吁家庭与传统价值，自由派政治家们则呼吁人权与妇女权益。

或许，我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启蒙理性”的特征是怎样的？有些读者甚至会询问一个更初级的问题：什么是启蒙？所谓“启蒙”，根据康德的看法，就是每一个人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这样一个过程。欧洲当时处于教会垄断之下，虽有宗教改革及改革派倡导的新教理性，与斯密对教会的暧昧态度相比，康德号召每一个人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显然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

康德阐释了理性的涵义并为它划定了基于先验哲学的界限。在康德所继承的希腊哲学传统里，理性与计量二者相通。首先，它们有同样的词根“ratio”，意思是“比例”、“度量”、“合理”以及与“无理数”相对的“有理数”。其次，康德阐释的先验理性与逻辑性，二者是相通的。任何命题之真理性，必须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才不再需要来自经验世界的证明。逻辑，它的基本定律具有最高的普遍性。第三，在古希腊文字里，由“逻各斯”一词繁衍出了“逻辑”“真理”“计量”“叙说”和“对话”等涵义。我曾查阅英文版的《牛津中级希腊文词典》，我记得与“逻各斯”分享着更古老的词根的语词，是“树段”——通常所谓“木材”的原始形态。伐木者需要记住木材的数量，于是有了这一语词。

许多读者知道德里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他说它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或“语音中心主义”的。大致不错，因为西方语言与西方理性确实需要沿着直线才可展开其真理性。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文字是基于形象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至少，它的最初形态不是基于声音的。

若不考虑已经消亡了的文明，基于形象的语言与理性，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先秦诸子，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名家似乎消失得最为彻底。有特别的原因吗？我推测，名，或逻辑学，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与理性的优势所在。我们或许可以培养出毫不亚于西方人的逻辑性，但归根结底，那是将西方的语言与理性翻译为中文而有的结果。

儒家学者，只有梁漱溟曾认真地要建立一套中国人的心理学，从而古代儒家的伦理学才是“有的放矢”的伦理学，才不是空洞无物的伦理学。遗憾，梁先生尽管以高龄辞世，仍没有机会知道今天已经极大地普及了的脑科学研究成果。在梁先生的著作里，我逐渐注意到的，是他阐释的古代儒家的情感学说。他的阐释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中，早年习佛的经历特别重要。也许是儒释互释的结果，梁先生的情感学说尤重“心性自然”。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本原状态，只要我们努力去蔽，总可明心见性，然后经过“保任”而能“一任本心”，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这里“去蔽”，就含有“为道日损”的意思，与西方的语言和理性恰好相反。后者，其实总是“为学日益”的。基于情感脑的语言和理性，我推测，与梁先生晚年所说的“一任本心”关系密切。也因此，我推测，未来的更美好的世界，应与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14日个论版

中国观察之张鸣专栏

官场为什么喜欢余秋雨

南京紫金山景区，请余秋雨勒石题词，所提之词，能有多恶心，其实不看便知。如果不恶心，便不是余大师了。只是，令某些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从人品到文品都如此境地的人，居然就是有人喜欢，特别是有地方当政者喜欢，乐意拿出大笔的银子，让大师出来给南京人民以及往来的游客添堵。套用一句小沈阳的名言——“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细想想，事情很简单。首先，当今之世，体制内的官员，往往迷信体制内认可的学者或者专家。无论这些人实际水平如何，外面名声有多臭，只要体制内认可，比如有若干学官头衔的，所长、院长、校长之类，官员都会买账。像余秋雨这样，据说被有关方面钦定为大师的人物，在官场一定会被待若上宾。也许，某些官员也明白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但体制内认体制内，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点胆量，谁会破规矩呢？

其次，即使没有这种惯例，在心理上，官员对于来自正统的东西，都会有某种迷信。皇家用过的玩意，哪怕就是夜壶，也值钱。多年的习惯，已经让官员们养成了一种惯性，官方钦定的东西，钦定的人，就值钱。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值钱。他们值钱，就是因为有官方的钦定。官员的价值观，跟官阶、官话、官腔密切相关。现在学界都当然地认为官大学问大，何况官场？像余秋雨这样，特别会拿腔作调，特别会装出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的大师，从气质上就跟我们的官场文化，官场价值观相契合。应该说，对于某些沉溺于官场难以自拔，也不想自拔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确是真心喜欢余大师的。

当然，真心喜欢余大师，还跟这些官员的文化状况有关。应该说，现在各地当家的官员，多为50后、60后这一代人，都是在文革中接受的教育。尽管毛泽东特别讨厌党八股，但不幸的是，党八股的文风以及学风，还就是经常性地在他的治下泛滥。文革，是这种政治八股的顶峰，登峰造极。那是个人人都宣传，或者被宣传的时代。稍有点文化水，就必定热衷于宣传。一边是吹拉弹唱，一边是八股文章。尽管做八股文章，经常容易犯错误，但当时就是人人爱，无论是大批判还是大宣传，其实都离不开文章，还有半新不旧的诗词歌赋，以及排铺张扬的郭沫若体的新诗。凡是50后、60后这一代当今做了官员，尤其是负责官员的人，大抵是在改革后几年上大学的。这些人，当初考大学之前，在文革期间，大多经历过宣传生涯，属于对别人宣传之辈。记得1977年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很多人写的就是这种政治八股的抒情散文。

那年月漂亮的八股文章，大抵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要会用排比句，一句句排下来，铺张起来，合辙押韵，读起来肯定气势如虹。第二，要引经据典，合适不合适，尽管往上叠，排铺完了，文章转入舒缓地带，此时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第三，要故作深沉，故弄玄虚，成语要颠倒用，掰开了用。好好的话，绕着弯说，扯深扯远，如果哲学时髦，就说哲学，如果历史时髦，就说历史，批儒评法，《水浒传》，《红楼梦》，要什么来什么，不仅好看，而且显得有深度。当然，落实到眼下余大师这里，就是文化。放个屁，也要跟文化扯上紧密的关系。第四，文章要媚，每个文字，每个词都得媚。媚到骨头里，即便是当年的大批判，也要既有秋风扫落叶的残酷，也有春天般的温暖春天般的温暖。其实骨子里，都是媚。因为写了，都是为了给上面人看的。

别看从历史上考察，这样的八股，都是垃圾，但八股文海里泡久了，也会沉醉的。臭味闻多了，也会上瘾。一点不奇怪，为什么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打心眼里喜欢余秋雨、喜欢于丹，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师。附庸风雅，也得附庸这样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身上，某些官员才能觅到当年党八股极致的味道，一种令他们熟悉而且陶醉的味道。僵尸，就是这样走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