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北京大学2009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的同学们：

我的课讲完了，但我会参与同学们的报告。因为，知易行难，真正的课程，是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实践展开和领悟的。课余，我有了机会置身于“冬日的火”，我谈到我们中国的新闻，在我们所处的中国转型期社会的三重身份。

首先，如在西方一样，新闻之难，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其次，在当代中国（不同于在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失去了批判主流社会的能力。但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时期，不能不有对主流生活方式的批判。批判精神，是“现代性”的标志。虽然，现代之前的人类社会里也出现过对既有生活方式的怀疑和批判。依照康德的看法，那些不敢普遍地持有批判态度的社会，尚未“启蒙”，故而停留在现代之前。对社会主流保持批判态度，这样一种极端重要的社会职能，今天，在中国，由“严肃新闻”承担着。严肃的（而不是娱乐的）新闻追求，也称为“新闻专业主义”。

第三，不同于西方的或稳态的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可用来表达意愿和对话的各种机制，严重扭曲或完全缺失。理想而言，基于自由表达的舆论（当然存在不同的兴趣和利益冲突），通常称为“公共空间”。作为程序的民主，和作为公共空间的民主，在奈特“科学，哲学，社会过程”的视角下，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达。甚至，在奈特看来，后者是内在的过程，前者是外显的过程。塑造和维护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而言，是一种极端重要的社会职能。

基于“社会演变依赖于演变路径”这一基本原理，我们知道，由于民主过程的其它角色的缺位，这一社会职能，在中国，被让渡给了新闻。这是严肃新闻在中国转型期社会承担着的第三重身份。新闻，若要扮演这一角色，就要遵循公正原则，尽管，我们也知道，诸如“公正”这样的语词所包含的严肃性，早已被当作商业广告消费殆尽。惟其如此，我们最终明白了一个浅显却不易践履的道理：当语言被污染之后，行动是最纯正的语言。也因此，我见到了“冬日的火”和人数多到足以构成中国新闻史事件的那些引火者们。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新闻。当然，报刊是可以模仿的。但没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那模仿就总难免随风摇摆，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西忽中，于是“严肃性”被“娱乐性”取代，“化大众”被“大众化”取代。为应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坚持的一以贯之的新闻原则，称为“复杂的自由主义”原则。

下面转贴何刚批评我的文章，这位作者最近成为《财经》（我们退出之后）的主编。显然，2009年11月以前的《财经》将永远成为历史，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让我们期盼冬日的火，烧得更旺一些吧。

汪丁丁等清流能救中国经济吗？(2009-08-03 15:03:05)

(原载8月3日《投资者报》,社评)

涨势旺盛的A股，7月29日突然大幅下跌，虽不期而至，却合乎逻辑。排除当天中国建筑新股上市的近300亿元成交量，沪深两市仍有超过4000亿元天量成交，表明不少投资者兑现阶段性获利的强烈愿望，下半年A股走势，因此出现新的变数。 

我们并不担心股市就此发生逆转，但调整时间长短、幅度大小，则受制于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关键是货币等宏观政策取向。在我们看来，前一阶段围绕下半年货币政策是否该收紧的激烈争论，远未尘埃落定。近日，汪丁丁等颇有清流遗风的学者，公开批评温总理举措失当，一些利益群体更暗相呼应，仍然试图改变宏观政策取向，对此我们极不赞成。

我们说这些学者有清流遗风，因其只顾理论完美，却忽略现实的丰富多彩，靠教科书夸夸其谈而不知世道艰辛，以天下人人不如我而自视过高，攻人一端不及其余，听信他们的说辞，解决不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

我们支持温总理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不因其位高权重，而在最高决策层把握住了中国经济的大趋势。确保经济复苏与严防通胀苗头都很重要，但在现实中的优先次序是，推动全面复苏压倒一切，在复苏的半山腰上，只能继续踩油门，而不能乱刹车。

7月初，国务院两次召集专家座谈，沟通政策思路。7月24日报道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明确了下半年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调，并在关键表述上，特意去掉了“宏观政策也要有灵活性”的说法。我们的理解是，中央在统一决策思路，避免杂音干扰。

但反观此前和此后，一些经济专家和投资机构，念念不忘的只是警告信贷规模扩张过快，要求尽早收紧货币。《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相继刊发报道和评论文章，认为流动性充裕，股市楼市泡沫过大，通胀即将来临，质问“货币宽松到何时”，汪丁丁等清流学者更以嘲讽口吻批评决策层：不如用“直升飞机播撒钞票”。

我们承认，媒体、学者和投资机构有权基于合理逻辑，对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进行负责任的评论和建议，他们的上述担忧也不无道理。但细看这些基于教科书的经济分析与政策评论，我们担心的却是，清流学者们以口含天宪的话语强权，制造混乱并施压决策。

在此前两周，我们曾通过报道和评论，提醒投资者不必受这类观点干扰，因为决策高层不会轻易被这些偏颇的意见所左右，当前中国的挑战是，经济复苏尚未完全实现，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前功尽弃。（详见7月20日《投资者报》社评“稳政策预期要学温总理说到做到”、封面文章“别逼总理紧货币”）

清流学者们反对货币继续宽松，并怀疑决策层未必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这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我们都明白，像中国这样一个复苏中的新兴经济体，迟早会走出通缩，重归通胀，但未来不确定的通胀预期，与通胀现实不是一回事，信贷规模扩张，与货币流动速度也不完全成正比，只有两个条件都具备，流动性泛滥才会出现。即使通胀即将出现，温和通胀与恶性通胀也有本质区别，资产泡沫也不等于全面通胀。而历史经验表明，只要不出现恶性通胀，就无须惊慌失措。

明知经济常识，却非要死抱着教科书，来教训决策层不懂装懂，并求全责备于短期刺激举措考虑不周，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清流学者们的公开批评，是否在博取清名。

更令投资者困惑和担忧的是，清流学者们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质疑，并不孤立，在一些重要的政策部门，对此不乏同声相气、遥相呼应。就在7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虽然也声称，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更明确强调，通胀预期已有所显现，未来“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加。

央行报告的潜台词，投资者不难读懂：难怪7月29日当天，股市盛传央行仍然坚持要收紧货币，这种猜测也成为引发暴跌的重要诱因。最终央行不得不在7月29日深夜，通过发布副行长苏宁多日前的讲话，再次表态将坚定不移地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承诺不会用控制数量的办法调控信贷规模，7月30日的股市则应声反弹，银行股更是全面领涨。

即使如此，投资者并未彻底消除对政策生变的担忧，尤其是不同决策部门的认识分歧与立场冲突，以及部分清流学者和媒体的妄论国是，仍会随时干扰公众判断。一些投资机构因此认为，下半年货币信贷增长环比收缩，将成定局，央行只是在寻找合适时机。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下半年货币政策：方向不变，动态微调，表明决策层思路趋于一致，即目前宽松货币不能放弃，但根据情况可以有所应对，这是务实的态度。

中国30年改革一直伴随着通胀，甚至可以说受益于通胀，这也是多数经济体的发展共性。而在解决一些涉及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难题时，最好办法是通过做大增量，来盘活存量，从而在更大的蛋糕切分中，实现结构调整与效率优化，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均是如此。

坐而论道容易，动手改革艰难。当前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调整，涉及不同产业、地域、人群和官民，阻力重重，很难靠下猛药解决，也不能指望既得利益者的自觉让度，而是需要决策层更多的智慧、决心与行动。这其中奥妙在于，真正怕通胀的是富人，通过放开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而非全面的物价上涨，或可让弱者在新变局中重新分配利益。这恐怕比汪丁丁等清流学者的激扬之论，更符合中国改革的现实路径。

字号(8){锁入效应与"英雄史观"

---从"信息的故事"得到的断想(之二)

汪丁丁

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记录("史诗")里有一段关于录像带制式的"悲剧".在这段悲剧里扮演主人公的(在希腊悲剧里称为"英雄"的)是日本索尼公司.我是在希腊悲剧的三种"悲剧性"当中最流行的一种意义上来使用"悲剧"这个词的.在这一意义里,所谓"悲剧性",主要表现为主人公的命运已经被一些不可知的因素事前决定了,而主人公的"英雄精神"则体现为对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抗争(请附带回忆米兰.昆多拉关于唐吉哥德以及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的评论).

让我尽量简短地复述这个经济学家们熟知的故事:在1970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流行两种不同的录像带制式:(1)BETA(北京话叫"悲塔",或叫"小二分之一"),(2)VHS(也叫"大二分之一"),索尼公司生产的BETAMAX,在技术家的评价里比"大二分之一"先进得多.但是后者的生产商是老牌产业巨头松下电气.在录像带的市场竞争开始之前,松下已经比索尼占有大得多的家电市场并且与其它国家的进口商和电视机生产商建立了比索尼公司密切得多的伙伴关系.凭借了市场份额的优势,松下在十年内彻底击败了对手的优势技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小二分之一寸"的录像带了.

凡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收益递增"效应的社会生产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生产者都不得不追随"主流".让我把这句话讲得详细些:按照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6月那篇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的文章)的看法,收益递增效应是从知识(或做为互补知识的载体的物质品之间)的互补性里发生出来的("规模收益"可以分解成各个单一投入品的专业化与收益递增过程).一个简单的知识互补性的例子是同一双鞋子的左脚鞋和右脚鞋之间的互补性.不过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还是在小学数学和大学数学所包含的知识之间的互补性.不论如何,当时录像机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在于不知道哪一种录像带制式将会成为"主流";同样,录像带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是不知道哪一种制式的录像机会成为"主流".这一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对那些价值较高的产品比价值较低的产品更加重要.买一盘"小二分之一寸"录像带的风险比买一台同样制式的录像机的风险小得多;买一台录像机的风险比建造一家生产这类录像机的工厂的风险小得多.那些喜欢依靠政府干预经济的人会声称这真是"市场失灵"的典范,这里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将会和交通警察维持统一的交通规则的作用同样关键.确实,如果生活中没有不确定性,我会同意这类看法,放心地让政府去代替市场.问题在于,没有人确定地知道在现有的知识当中哪些是与未来的知识互补的,哪些是将要被淘汰的.让我再跳跃得远一些:什么是"生命"?按照进化论以来通行的观点之一,当我们说某物是"生物"时,我们实际上是说该物能够"主动"与其环境"相适应";当我们说它"死了"的时候,它其实是无法继续与其环境保持适应了.生物体,做为"自私的基因"的载体,许多世代积累的生存知识(生物对环境的"认知")是以"本能"的方式记存在有机体的各个器官的行为模式当中的."死"之降临,是因为这些知识记忆方式难以变更,又无法适应突然变更了的环境所致(目前还在研究中的堪称"长生不老术"的染色体工程无非是激活生物组织的变更能力,所谓"年轻化").生命的机理若当真如此,那么生命之必定完结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其环境的"不确定性".只要我们是必死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未来是可预知的.所以,计划委员会必定是短命的.

回到收益递增的话题上来.上述的风险叫做"锁入"风险,即由于追随了与未来主流的制式不同的制式而不得不在未来重新购置资产(或物品)所支付的代价.当锁入风险很小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力量足可以保证最先进的技术最终统治整个市场.当锁入风险很大的时候,先进的技术未必能够成为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于是"悲剧"就发生了.索尼的悲剧就在于,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不是事前靠了纯粹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有历史发展本身能够对此类事件作出判断(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过"实践"意味着事前不可预知).阿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美国最重要的那位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尼采的哲学家,沃尔特.考夫曼在其<悲剧与哲学>中追问:俄迪普斯的悲剧性意味着什么?至少在他所阐释的索福克勒斯看来,在他所提出的五个意蕴当中,有一个是与我们这里的论题相关的:人的理性在他所处的不确定的世界面前如此渺小.当然,人的悲剧性之一在于他凭了如此渺小的理性还要执着地去追寻真理.

综上所述,没有人知道未来市场上的技术应当是什么样的,哪怕他熟知现有的全部技术.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是怎样的(所以人是必死的).推论之一是:只有鼓励人们在一切方向上探索和创新的社会,才有最大的生存几率.这观点不是我的,是我阐释哈耶克的(参阅我在<公共论丛>上连载的"哈耶克思想研究").推论之二,希望读者理解,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随波逐流,那么主流的方向必定就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向和追求.于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更时,这个社会很可能消亡.这个社会之所以消亡,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去吃那螃蟹"(鲁迅),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那第一只敢于站起来走路的猴子.想到此处,我觉得像我这样平庸的人,像我这样贪图享乐的人,真应当时时感谢那些挺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跳跃深渊的"英雄"们;我们这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全有赖于这些英雄人物将创新精神维持下来,薪火相传,哪怕他们一个一个都在失败中悲惨地消失,即便是他们当中极少数的成功者也不过如过眼烟云,悲在没有看破红尘.

从中国转向美国,这里发生着同样的"悲剧":1997年每一千个寻求风险资本贷款的项目只有一个得到了贷款;而在每一万个得到风险资本家支持的项目里,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地占有百分之一的市场.所以在我介绍了"雅赋","逸名","地球城","黛迩"等等成功的信息组织之后,我觉得必须向那九百九十九个没有出土就夭折的,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出土后死去的英雄们致敬.历史是他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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