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14级参加2016年湖畔居茶会的同学们
如果上述的双重历史性是可接受的,那么我们进一步假设,依照正态分布播撒的先天种子,主要与人口成正比(请回顾上文我引述的百度检索结果)。假如民国时期中国有四万万人而美国有一万万人,这就意味着那时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当中的天才的数目是那时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天才数目的四倍。回顾人类历史,保守估计,天才的贡献大约千倍或万倍于普通人。
以上的图景,应扩展至关于人的聪明才智的一般情形。也就是说,在先天智力分布峰值的右侧出生的那些孩子,在美国的数目相当于在中国的数目的四分之一。如果社会制度允许这些孩子的潜质得到充分发展,那么,美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大约是中国社会进步速度的四分之一。又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在大约千年的时间内始终大于欧洲人口,假设制度是一样的,那么,中国社会早已成为人间的天堂。
可见,上述想象之所以是天方夜谭,主要原因是社会制度的而非人种的。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社会制度对人类文明演化的决定性影响。
请回顾双重历史性的丁丁注解的第二条先天分布曲线,即对应于每一个人的先天智力,存在一条依照这一先天潜质可在后天充分发展的程度将全部可能的生存环境加以排序的分布曲线。我们不妨认为,一个较好的社会制度应当允许那些出生在先天智力分布峰值右侧的孩子都有充分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质。另一方面,一个较差的社会制度不仅扼杀这些出生于先天智力分布峰值右侧的孩子的潜质而且允许那些出生于先天智力分布峰值左侧的孩子得到充分发展。
在任何社会里,总会有一些家庭倾向于多生孩子,而另一些家庭少生孩子。例如,因为物质条件优厚,帝王世家比贫困家庭,至少在古代,多生了许多许多孩子。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里,由于老贝克尔晚年那篇论文阐述的关于财富分布的帕累托曲线的四类理由,贫困人口总是人口的多数。沧海桑田,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世。若以随机过程的目光审视一万年的人类社会史,大致可说的是,那些出生于先天智力分布峰值右侧的孩子,大多数投生于贫困家庭。于是,好的社会制度必须允许这些穷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注意,上述这一命题,不考虑任何阶级的长远利益,它只是社会演化视角下关于长期而言一个人类社会能够达到的文明水平的命题。
今天推荐你们读一本英文书,作者克拉克,被认为是活着的经济史学家当中最杰出的一位。这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标题可直译为:告别救济。这标题的英文直接就使读者联想到海明威的名篇“告别武器”,充分表明克拉克的文学偏好。封面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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