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幻觉是中共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既然是基本问题，就可多次出现并被思想者感受到。顾准和孙冶方，先后感受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与思考中。孙冶方说顾准最早向他指出了这一问题，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的利润的核心重要性。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中，孙冶方的表达是，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顾准的表达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两人都没有机会见到这一基本问题在后文革时期充分展开并导致普遍的腐败。

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怎样对待“利润”，这是党的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的核心议题。早餐时间。

读者应记得住前文讨论过的张闻天试图在江西苏区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和张闻天，当然是感受到基本问题的两位先驱。

如果读者想象教科书宏观经济学里的GDP流量圆周运动，那么，革命党的经济政策主要就是掠夺既有的GDP流量以及GDP流量积淀而成的资本存量。可是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必须转换为维持GDP流量以及维持和增加资本存量。

制度分析的重点是行为激励。在执政党的政治经济视角下，哪些人有激励维持和增加资本存量，这是执政党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张闻天在中央苏区主持经济工作，当时他多次撰文探讨这一首要问题，并结论说要保留资本家的肉体，也就是说，不要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不如此，不能缓解苏区人口的生存压力。浏览中共党史不难看到，例如，张国焘多次述及他领导的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那里已经没有可供掠夺的GDP流量）进入白区与红区的交界区域，打土豪开粮仓（继续掠夺）。张国焘于是与一位留学归来的土豪（乡绅）相遇，战斗多次而不能攻克土豪的山寨，许世友也是那次战役头部严重负伤影响终身。类似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当然更早遇到。例如，他文章里多次提及井冈山红军（被迫）下山开辟新的根据地（掠夺新地区的GDP 流量）时发生的军饷不足以及逃兵太多，甚至，反对自由主义，这篇著名文章也是针对那时的红军行为，才有更丰富的经济学涵义。其实，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抓革命”与“促生产”之间的冲突。在协调这一冲突时，周恩来或许是党内表现最突出且理解最深切的人物。夺取了全国政权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执政党是否必须沿着苏联的中央计划官僚化道路实现身份的转换，或是拒绝这一道路另谋中国道路，毛泽东内心的这一纠结，导致了他对刘少奇的批评，对周恩来的批评，和对高岗的批评，并且产生了1956年的内部文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邓小平改革在党内的理论根据并提供了邓小平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孙冶方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他的八位著名弟子（即《经济研究》发表的纪念孙冶方的长篇文章的八位主要作者）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都可见到“利润这个牛鼻子”的影响。当然，这些人物顺理成章领导了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直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