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餐要到楼下星巴克去用，因为凯悦的面包吃完了。大约二十六年前，我与马洪讨论过“谁养活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执政党如果不能直面这一问题，就很难抛弃自己的身份幻觉，于是中国的问题永无解决甚至看不到出路。马洪通常只听不说，谁养活谁？革命党至少有理想要代表工农利益并为此奋斗，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革命党不承认私有产权制度——万恶之源。故而，革命之后必须建立国有企业以及中央计划体制，步列宁之后尘，却难以为继，故而有文革之后的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市场原则是自己养活自己，市场不能在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体制的原则上生存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原则是政府养活工人，其实，农民支持革命党夺取了政权。不论如何，这是身份幻觉，由于有革命党的身份幻觉，执政党不能允许自由工会和自由农会，长期而言，正是身份幻觉导致劳动力价格严重低估，从而浪费劳动资源。相对而言，当然就是资本价格的严重高估以及国民收入不平等地集聚在资本所有者或控制者那里。这是改革以来迅速形成的社会正义问题的政治经济原因，或原因之一。早餐啦。

关于劳动价格严重低估，我写了一篇相当冗长的财经杂志文章（那时还是《财经》不是《新世纪》或《财新》）。关于支持自由工会和自由农会而不是官方工会或官方农会，我也写了几篇“边缘”栏目的评论文章。此外，我写过文章鼓吹自由的行业协会，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势力”——我称为“第三种力量”（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之外的第三种），例如NGO。

邹谠为革命夺权之后的执政党提出的艰巨任务是社会重建，这一任务的开端就是要培养任何形式的社会势力。不如此，中国就不能有哈贝马斯阐述的“公共空间”，从而不能有“公民意识”和“公民”。读者不信，可走到街头看看有多少以公共领域为垃圾填埋场的社会过客。我的描述是，满大街的问题家长领着他们的问题孩子，这是教育失败的社会特征（参阅高华文章“中共从五四精神遗产中继承了什么”）。

在身份幻觉的分析之后，读者不难看到，中国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实在只有两类行为主体，其一是资本，其二是政府，最核心最重要最基础的要素是劳动，却因为执政党的身份幻觉而迟迟不能走上市场导向的改革的大舞台。于是，各地上演的，其实都是政府官员招商引资的闹剧。第一次出现时，通常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的？列宁晚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即对张闻天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毕竟，国家开始利用资本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国家承认资本的私有权益。张闻天翻译了列宁这一文稿，传送给中央苏区，后来他回国，担任中央苏维埃主席期间，开始鼓吹或试图推进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假如习近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确实是当真的，那么，中共就要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首先就要认真对待三亿农民工！

所以，我为大学生讲党课的时候，只希望他们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问题。不思考这一问题，怎么就成了入党积极分子以及正式党员呢？事实上，最自私的那些学生，首先入党了。难怪腐败越来越普遍，反腐败越来越艰难。

可是，普通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其实很难回答党的基本问题。革命党时期，这一基本问题不发生。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这一基本问题随之发生。

让我们跟随清华沈原（我的老友）认真对待三亿农民工，首先，他们有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但是，他们的诉求似乎从未被官方认可也从未得到自由组织农民工会的政治权利。官僚们的行为符合努力（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当然不会认真对待（研究）农民工问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挑战。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于是，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产业工人成为社会革命最重要的群体。不过，这些产业工人不久以前都是农民。城里人，不久以前确实是国企工人但在下岗之后大多沦为城市居民，即有城市户口及与户口相关的各类权益，他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我姑且不讨论，但那些拆迁之后立即富起来的市民，与那些尚未拆迁于是保持在贫困群体里的市民相比，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相差不多，甚至更糟糕。不太公平但姑且这样概括吧，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并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定义的资本主义掘墓人，或许更接近那位武汉码头工人，是流氓无产阶级或城市游民（老炮）。那么，新兴的工人阶级，也就是三亿农民工，他们是否符合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角色，呵呵，这是一个问题。

继续探讨中共的身份幻觉。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革命党的任务消失了呢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文革之后，邓公取消了阶级斗争原则，导致“三个代表”学说和第四次修宪。可是，近一亿中共党员却需要解答党的基本问题，因为它挥之而不去呢。一名诚实对待入党誓词的中共党员，始终困扰在这里：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与我正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否相容？当然，心理学家在1980年代建议了一个不错的短语，“认知不协调”。据此，大多数中共党员为了保持认知协调干脆不承认社会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这一问题之存在性。这样的认知与思维，很容易为腐败敞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