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标题出自梁漱溟先生1934年8月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讲习所的一次讲演，标题是“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开篇是这样写的：“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这篇文章很简短，但深沉感人（《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25-426页）。

因为赵婕的缘故，我成了《启迪》的长期读者。她是这份期刊的执行主编，她说这是一份面向中学生和小学生的读物，目前是双周刊，定价很低，发行量很大。我随意取了一期杂志，2009年3月上半月刊，定价3元。发行量多大？我没有仔细查询，我的印象，每期有几十万份之多。我写这篇随笔，没有征求赵婕的意见，随感而发，不必专门查询。

这样一份期刊，令人惊奇的是，不论你翻阅哪一页，以高于70%的概率，你会发现那一页的内容，必是仔细选择或编辑过的，文字也必是认真审阅或润色过的，所以显得与众不同。在编委的名字后面，与期刊编委会常见的列名方式不同，这里，每位编委都有职责。三位编委的职责分别是“选题总监”、“流程总监”、“文字总检”。以我的阅读经验，目前国内常见的大众期刊（包括报纸），每期里面（包括硬性广告和软性广告）若见到10%的内容和文字称得上“出色”，就已经是一份出色的期刊了。其余的内容和文字呢？我认为读者也能够谅解，因为记者和编辑忙于应付他们日益艰难的处境——市场、收入、内容及作者的水平、出版界的监管政策、大众品味及教育普遍失败的后果等等。大约2003年以来，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开始进入一个足以诱致报刊价格迅猛增长的阶段。不过，这样一个依照各国统计经验由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决定的文化产品需求迅猛增长的阶段，恰好陷入一个艰难的处境。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萧条，大众的收入远低于预期。而对期刊的需求，收入弹性通常较高。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收入下降百分之一，可导致期刊销量下降超过百分之一。记者和编辑如何应付这种困境呢？与我们周围发生的其它事情一样，不难推测，他们会为期刊的文章“掺水”，例如，以90%的比率掺水。

由此看来，《启迪》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定很辛苦。因为，据我的观察，他们收入并不高。他们编辑的杂志，完全没有广告，而且文字的掺水比率很低，例如，低于30%。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呢？首先，我很可以借梁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种要以出家的精神来做的编辑工作。其次，我发现他们发表的文字多是从其它报章杂志摘编的。今天，在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切不可轻视了摘编的工作。我以前论证过，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大众早已无暇读书甚至无暇思考。大约十年前，我们的期刊编辑及优秀记者就开始承担替大众读书和思考的任务了。若要这几位年轻人每两星期将一份几十页的刊物（以不低于70%的概率）装满被我称为“出色”的文字——从那些过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并惟其如此而被普遍忽视了的无数报刊里筛选出来的文字，谈何容易！

“很多人一辈子读《红楼梦》，每次都看到不一样的意思，古人反复读为的不是这个，他是每次都读到同一个意思。他是要再三地提醒自己，比如，‘当一个人对你做错事之后，你不要愤怒，你反而要去想他为善或为恶的理由，然后你就不会愤怒了’，容不容易懂？做不做得到？这种书不是要你明白它的意思，是要你去做。所以真正读书读得好的人都会被某一本书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如果不是一个好人证明书没有读好。所以读书是一种修炼，……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发现今天大家只是把读书当作一个工具，通过它拿到什么东西。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修炼，是我们已经失落的一个传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恢复它，找一本书去修炼自己，追求自己的变化”（《启迪》2009年5月上半月刊第14页）。这段十分口语化的文字，是梁文道说的，摘自《城市画报》。

写到此处，我不能不继续引述梁漱溟那篇讲词里其余的文字，接着上面的引文：“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在梦中，而自己甚为孤独，……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谨以此文向赵婕和她的编辑们致敬，向每一位以出家的精神从事教育事业的同仁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