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还包括人的心智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转型。

转型期社会的许多故事都与制度转型密切相关。中国的制度转型当然不仅仅是制度的，还包括人的心智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转型。制度转型的时候，它对人类行为的激励方式可使人类行为从精神导向的转为物质导向的，也可以从物质导向的转为精神导向的。在中国，前者发生于30年前，后者发生于60年前，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此我相信，我母亲的眼疾，如果发生在30年前之前，结果将会大不一样。

当中国人的行为被制度转型诱导着从精神导向的转为物质导向的时候，医生们的行为大致就符合医疗服务业流行着的所谓“爱病不爱人”。恰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目前所处的情形，医生们的行为是相当可信地可预期的——他们注意力的核心将是“病”而不是“病人”。在这一利益格局内，患者越多越好，因为新增的患者——他们是病的载体——意味着论文作者们可利用的样本数量和质量的改善，进而决定论文质量、医生职称甚至医生的物质生活水平。

大约20年前，母亲的眼疾被确诊为“青光眼”。首先，她的眼疾究竟是怎样的，我不清楚。当时我在夏威夷居住，只知道她去探望我时随身携带的日常药物里有一种是贝塔根——作用在于降低眼压，副作用是损害心脏功能。青光眼被称为“眼科的癌症”，症状是眼压长期居高不下，于是导致眼底视神经元的萎缩和死亡，最终失明。致使眼压居高不下的，是眼角的泪腺结构出了问题——开角型的或闭角型的，可堵塞泪腺出口，于是眼压居高不下。西医的对治之法，最简单的是“激光打孔”（让眼泪暂时可顺畅地流出），风险更高的才称为“手术”（彻底改造眼角结构）。不论何种方法，对于闭角型青光眼，均是越治越糟——致病原因不详故多被归于遗传因素。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提供的数据表明，遗传因素只能解释人类健康差异的13%。

国内的医生们，有几位是治疗青光眼的权威。其中一位，据说是“一号权威”，是我母亲朋友的朋友。母亲的这位朋友力劝母亲请这位权威做手术，当时送礼之风不盛，“托关系”而已。相互帮忙，交换的是“人情”。对医生们来说，比人和人情更宝贵的是病和临床经验。

我到香港大学任教的大约第二年，电话里，母亲说她决定接受手术了，而且是两只眼睛同时——只相隔一星期。那段时期是我人生最手忙脚乱的时期，无暇细想母亲的手术问题，却在某夜忽得一梦。梦中有一空旷大厅，中央有一床，上覆白色被单，躺在被单下面的，正是母亲。梦醒时是凌晨，颇觉困扰。我懂得荣格释梦的基本原理，知道这是一个“有预言功能的梦”。天亮后，我给大姐发去一份传真，详述此梦及我的解释，嘱她转交母亲，并转达我的意见——不要轻易手术。大姐和姐夫都是清华教授，平日被我讥为“科学主义者”，断不会相信我这一套的。有鉴于此，我才要求将传真转交给母亲。不料，大姐的科学主义是病入膏肓的。她擅自做主，将那份传真“留中不发”。事后，当母亲手术完全失败之后，双目失明已成定局，才得知我的梦及那份传真的事情，怨悔太迟。

当代的西医，几乎完全掉进了统计陷阱之内。假如某位患者的身体指标——可多达数百或数千——当中的一些，通常不超过十个，偏离统计均值的程度足够大，就可被“确诊”为患有某类疾病。在中医看来，所谓“病”，只是人的整体状态与天地不完全相应而已。人的整体状态称为“身-心”，它不是单纯的“身体”。我们调适身心状态，由不相应转为相应，“病”便转为“无病”。此处，主要由于心灵的特殊性，统计均值几乎没有意义。恰恰相反，统计学所谓“野点”（偏离均值的样本）反而有重要意义，它们为既有的科学原理划定了适用范围，或者更重要地，为科学提供了突破既定范围的根据。

去年，清华的大姐被确诊患了青光眼。科学可以救人，如果它不被极端化为“科学主义”。可是，科学主义似乎是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其实，依中医原理，肝开窍于目，故症状是“青光眼”，病或在肝，此为“已病”——遵循“五行生克”原则，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素问”谓肝（已病）：“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味酸，其类草木。”五行生克，水（肾）生木，金（肺）克木。故此，“未病”之证在于，肾（水）虚或肺（金）气盛。金生水，故“肺气盛”比“肾水虚”更根本。养肺，关键在脾（土生金）。抑肺气，关键在心（火克金）。对治之法则需“望闻问切”，观其特殊性，所谓“辨证施治”，完全是“个性化”和“整体论”的治疗方法。用药：健脾与活血。

西医之颓败，不是西医本身的问题而是实践西医的人的问题。同样，中医之不兴，不是中医本身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医的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