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社会关系重重叠叠的网束缚得越久，就越执着于被社会界定了的“我”。

有生命便有感受。假如伴随着感受还有要表达感受的冲动，我们便知道，那些欲求表达的感受是具有某些重要性的。表达之后，才有理解。人之感受万物及自身，初次表达的，通常是“称呼”——也就是“名”，专有的和普通的。名词出现之后，便可形成语言和文字。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指出过，文字的代价，是智慧被知识取代。据此观察，由名词所表达的，有被表达的感受和未被表达的感受。那些未被表达的感受，或许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是最近才注意到称呼的感受问题的，缘起于我对一位朋友的称呼。与他相识，是在三年前我主持的一次研讨会期间，我称他“L先生”。最近我和他有了更多的交往，试着以更亲近方式来称呼他，才发现不很容易。首先是因为L先生的名字是“CC”，直呼其名很有些拗口。其次，L先生待人接物很讲究分寸，四平八稳，语调深沉，喜谈周易、中医、书法及与此相关的话题。第三，L先生与我同庚但生日早了两天，当称“兄”。于是，几经调整之后，我确定了对L先生的称呼——“老L”，这是在私人聚会的场合我感觉最佳的称呼。当然，在正式场合，我觉得最好还是称呼他为“L院长”或“L教授”。

我们对任何人的称呼，不仅仅遵从一套惯例，例如，随着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有“L先生”、“老L”、“CC”等等变化。在我们私人感受的细节方面，如何称呼一个人，其实与那人的个性和我们自己的个性有关。以我的个性而言，许多朋友，还有一些学生，很容易便直呼“丁丁”其名。若是他们以“汪教授”称呼我，反而意味着比较生疏的关系或十分正式的场合。并且，以个性而言，与“老L”这一亲切称呼相比，人们更喜欢称呼我“丁丁”而不是“老汪”，因为我接人待物不够成熟，担不起一个“老”字。对我妻子的称呼，似乎也与她的个性有关。我观察的结果是，朋友们只以两种形式称呼她——“小李”或“李老师”。为什么他们不习惯如称呼我“丁丁”那样以她的名来称呼她呢？仔细体味之后，我倾向于相信，那是因为妻子接人待物远比我来得稳重和细腻。

还有一些特定的情境——不是完全的私人聚会也不是完全的正式场合，我会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来表达我与被称呼者之间的私人联系。假如一群朋友闲谈关于某一位经济学家的新闻时，又假如他们并不认识那位经济学家，按照习惯，他们会以姓和名来称呼他。如果我恰好与他相熟，则我在发表关于那则新闻的评论时可以只用名来称呼他。这样的称呼间接地告诉旁听者，这里有他们所议论的人的一位或近或远的私人朋友。这样表达了的偏好，按照常情，可使我们在背后对他的否定性议论变得更客观些。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在文明演化得足够久远之后总会形成极复杂微妙的“称呼”系统，从而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在出生或被抛入这一系统之后不得随意称呼。这样形成的“我”，是社会的。我们每一个人对“我执”的破除过程，由此观察，必定也是社会的过程。众生不度而我度，是值得怀疑的。我因此倾向于同意大乘佛家的看法，尽管仍对小乘佛家保持同情理解。

在这样一个社会之内，被表达了的“我”究竟是什么呢？最浅显的道理是，在我们的感受中，有实体的比无实体的更容易表达。所以，詹姆士说，“我”其实由一系列“我的”构成它的外延——我的家、我的财产、我的朋友、我的……无实体的感受，不仅不易表达而且通常不可表达。典型的例子，是“我”的“无我感”，从未有过此种感受的人，会觉得不可理解。

假如你不能理解上述的“无我感”，你应逐层自问：醒着的“我”、梦中的“我”、无梦的睡眠中的“我”，这三者之间有何联系？就关注的现象而言，心理学家与禅修家是一致的。禅修所说“参话头”，常参的话头就是“念佛是谁？”荣格晚年曾推测，当意识对自我的探究达到极深境界时，应是与自我之外的世界合一的。

假如我们探究自我并有着上述的那种深层感受，试问如何表达？如此这般的感受假如真真切切，试问为何不比可表达的“我”更重要？可见，更重要的感受是难以表达或不可表达的。这是“逻辑”的本性给我们造成的限制，也是语言的限制。

某一日，午餐，我向一位习佛的年轻朋友询问净土宗所谓“信”的问题，然后我陷入沉思。突然，那位朋友提高声调喊我名字。我抬头看着他，不晓得他的意思。他说：当下即是。这让我有些觉悟，世上无数这样的当下即是，只因固执于“我”而不是，当“我”恍惚之时，即有些“是”了。虽然，破我执与信之间的关系，还有更多可说的和可疑的，遑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我们被社会关系重重叠叠的网束缚得越久，就越难以意识到未被“我”表达的感受的重要性，从而越执着于被社会界定了的“我”——我的肉身、我的家庭、我的财产、我的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