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智和身体，都驱使我们更愿意记住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经验。

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基本原理，那些已经让我们顺利地多次免于灭顶之灾的，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有两种不断发生于我们内心的倾向驱使我们更愿意记住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经验。其一是我们的理智尽可能地要用概念去取代真实体验的倾向，其二是我们的身体尽可能地要追求舒适生活的倾向，从而我们疏于远比依赖抽象概念来理解世界更艰苦的对真实状况的调查。

于是，如怀特海反复告诫的那样，我们常常陷入“错置实境”的谬误。它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某一真实情境逐渐地不再能够被我们生动地回忆起来——更常见的是，那一真实情境是我们的前辈而不是我们经历过的——那么，我们倾向于从前辈留给我们的概念化了的真实情境来想象那一真实情境，从而可能将某些完全不同的情境错置于前辈留下的概念名义下。

在当代中国话语里面，与以往意识形态话语被完全垄断所引发的思想混乱相比，由错置实境的谬误引发的思想混乱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知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对某一真实情境的意识形态化的符号。由此引发的思想混乱是双重的。首先，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借助于“社会主义”这一符号所想象的很可能不是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过的主义，犹如今天他们借助于“共产党人”这一符号所想象的很可能不是1929年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真实的共产党人。其次，今天，我们论证“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命题时所依据的很可能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情境，而这一命题在我们想象的历史情境之内却未必是令人信服的。

我认为，恰是在上述的让我们错置实境的两种倾向的联合作用下，发生了被哈耶克称之为“致命自负”的理性狂妄。唯其如此，对每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人而言，理性狂妄就成为永远应予警惕否则便有致命后果的自负。也因此，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就成为对付我们理性自负的永远不会过时的药方。

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另一种表述，借用马克思的语言，叫做“从一般上升到具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升”这一动词。因为，在上述两种倾向的联合作用下，我们习惯于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我们疏于从“一般”上升到“具体”，可是如果一般不能被上升到具体，它就仍是苍白的并且关于它所适用的真实情境可以引发许多不同的想象——其中不乏错置实境的谬误。怀特海在关于宗教问题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凡被普遍争论的东西都是可疑的，而凡是可疑的东西相对而言都是不重要的——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我谈的是一般事实。我们不会用全然无定论的普遍原则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如果存在广泛的争议，往往表明它是不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会在生死攸关的事情上允许广泛的从而让我们无所适从的争议。我认为怀特海这一看法应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引出我这篇短文的主题，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其实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

假如我们打算借鉴一套重要的制度，我们通常要去考察这套制度在它成功地运行的真实情境中的样式（所谓“个别”），我们试图理解它的基本原理及核心概念（所谓“一般”），但我们绝不可以停止于这一抽象理解，我们应将我们理解的一般概念“上升到具体”。后者，就是在中国本土的真实情境中实践这一制度时我们的具体感受。这些感受将具体的经验注入于我们的抽象观念之内，形成“具体的一般”或所谓“特殊”。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转述金岳霖先生关于“能”的注释，以补充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关于“个别与一般”和“一般与特殊”之间关系的注释。金岳霖《论道》的“绪论”里面这样写着：“但是一特殊的事物不仅是一大堆的共相。把共相堆起来，无论如何的堆法，总堆不出一个特殊的事物来......好久之后，我才慢慢地觉得一特殊的事物有那根本就不是任何相的成分在内。”所以，特殊之特殊性，按照金岳霖的看法，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种既不是共相又不是殊相的东西，称之为“能”——“质料”之能或“能动”之能。

由以上诸思想来源的转述，我可以声称：当某一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而形成了特殊时，它之所以具有了特殊性，其实是因为它的载体，也就是掌握这一概念的人，在真实情境当中获得了关于这一概念的特殊体验。概念本身，假如只在书本上解释，则无论作者怎样详细地解释它，也绝不会成为特殊的。

归根结底，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具有的智识与品格决定了我们头脑里的观念的重要性。并且，是我们的智识与品格决定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以何种程度将重要的观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在思想史视角下，至少可以追溯到张闻天担任中央苏维埃主席的时期。为什么只有张闻天？为什么只有顾准和孙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