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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命与相的演化论解释

作者按语:这篇文稿写于2016年,与2016年的另外两篇文稿,“梦境之为天道与性命的表达”和“天道与性命之相术表达”,同为参加“湖畔阁丁丁讲堂”的朗润园EMBA2015级学员而作。这次发表,我将这三篇文稿合并修订为一篇“课程日志”,并标明原文发表日期。这三篇文稿之外,我还写了几篇关于星相和手相的文章,有些在我的搜狐博客里,有些收录在朋友写的书里,其中,“伦理、命相、统计显著性”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12年第18期,“浅议手相”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12年第19期,这次也一并发布在这里。于是,我这篇财新博客文章,共约九千六百字。
 
天道与性命之相术表达——写给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15级参加“湖畔阁丁丁讲堂”的学员,汪丁丁搜狐博客2016年6月6日
 
在第二天课程开篇时,我介绍了湖北荆门1990年出土的楚简对重新发现传统儒家之情感学派的重要意义,又介绍了上博楚简李零整理校对日志。与课程最相关的,是分别见于荆门楚简与上博楚简的下列两句:道始于情,情出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至此,宋儒阐述的四书五经,尤其是中庸篇章,当有现代阐释。孔子之前的儒,如马一浮所言,“非身通六艺者不得称儒”。此处马一浮所指,是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之前的“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官学失守之前的学者,融汇贯通,称为“天人之学”。不难推测,那时的道与术,是合一的。孔子感叹礼崩乐坏时,官学散轶民间,庄子所说“道术为天下裂”。故先秦子学,是道术分裂为诸子百家学说的情形,其实是学之末流(老师的弟子们各执一端于是形成百家之说)。逻各斯是整全。末法时代,整全必须再次寻求表达。
 
相术是术,但既然是末法时代,德行亡则趋神灵,谋远失则卜筮察。汉代已有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汉唐之间数百年乱世,钱穆称为“中国历史上之黑暗世”,趋神灵察卜筮,是转型期社会中国人试图谋划极端不确定的未来人生的或许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第一天课程的第一项主旨在于界说人类社会演化的“稳态期”与“转型期”。若以脑容量倍增为第一次重大的人类社会转型期的特征,那么,1850年代“产业革命”以来的大转型可视为第三次,即心智地图(图1)左上角的长期演化曲线。
 
图1. 取自我为2016年“湖畔阁丁丁讲堂”朗润园EMBA2015级学员编制的心智地图,原图作者Robin Hanson,是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中心”(后更名为“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这张图取自他在纽约2016年的一次演讲视频,纵轴刻度是世界总产量,横轴刻度是时间,纵轴与横轴都采用对数表示。我在图内标识了人类社会的三个转型期和两个稳态期,其中,第一次转型始于约百万年前(人类脑量倍增),第二次转型始于约万年前(狩猎与根块采集时代转入农耕时代),第三次转型始于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现在仍未结束。
(图1)
 
第一天课程的第二项主旨在于讲解我阐述中的Agnes Heller 反思的后现代主义叙事中的存在主义伦理学基础,即“双重历史性”(参阅我写给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14级参加2016年5月29日湖畔居茶会的同学们的博客文章之一和之二)。结论是: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必须持续提供穷人的孩子充分发展智力潜质的机会,由此而使社会持续受益于智力水平较高的社会成员(他们绝大多数必定投生于穷人而不是富人的家庭),从而使人类文明水平能够持续上升。
 
第二天课程的第一项主旨在于讲解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森(James Robinson)于各自学术的鼎盛期发表的作品。三代学人,前后呼应,勾勒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困境:精英失灵与精英错位。
 
第二天课程的第二项主旨在于阐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次中国社会转型在全球视角下的独特性,即三重转型。由于我们在几代人的时段里经历着经济转型、政治与社会转型、以及精神生活与文化转型,我们实在很难如传统儒家所言“知常以通变”,因为我们已很难想象何为“常态”。纵观历史,超过或与目前这次转型期将要延续的时间长度的,也就是汉唐之间的数百年转型期。那时,以佛家为主导的文化冲击,可能不亚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主导的文化冲击。
 
课程结束之后,咱们在湖畔居三楼大厅的闲谈,引发诸友强烈兴趣的,恰如开篇关于转型期行为模式的描述,是相术。关于相术,我提醒诸友不可轻信那些以相术为谋生手段的人的相术。因为,两千多年来,术与道分离。只有真心探究道的人,才可询问道之术的表达。真心要探究天道,在当代学术思想领域,不能不综合百家汇通中西。
 
相术是天道与性命的表达方式之一。如前述,几代人之久的转型期,或许还要延续几代人之久。当代中国人已不再能想象中国社会上一稳态期的“常”,如何能够应付“变”。趋神灵,求卜筮,当然符合中国思维方式。
 
今天流传的《三命通会》,被认为集相术大成,但标题似乎并未充分阐发于四库全书收录诸残卷。可以推测,万民英原作卷数远比留存的多,大约要多两倍。因为,标题意味着,天、地、人,三命之汇通。考察相术命理的历史,与你们的知识与阅历相互切近的是这样的三类相术:星盘(Steven Forrest 《The Inner Sky》或万民英《三命通会》及《星学大全》四库全书版本)是天命的一种表达,面相(例如《麻衣神相》四库全书版本)是地命的一种表达,手相(中西类同并参阅我写的关于手相为何能通过“跨文化检验”的文章)是人命的一种表达(具有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既然是三命通会,必须参察星相面相手相,缺则有偏。
 
汪丁丁:梦境之为天道与性命的表达
——写给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15级参加“湖畔阁丁丁讲堂”的学员
 
我的叙事,我是说这一辈子的叙事,首尾贯通,前后相续,知识是过程,人生感悟是过程,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的文字也是过程,是一部个人思想史。昨天写了一篇,今天再写一篇,否则,不能尽兴。昨天写的是天地人三命汇通之为天道与性命的表达,中国本土的,与西方的,有类同也有差异。今天要写更深的原理,即梦境之为天道与性命的表达。
 
我写过不少关于梦的文字,最科普的一篇是2000年发表于《读书》的,似乎在7月和8月连载两期(该刊的破例行为),标题是“释梦百年”,纪念弗洛伊德《释梦》发表一百周年。那篇文章的科普意义在于,国内读者大多只听说弗洛伊德是西方心理学的主神,却大多不懂得为何1950年代以来,深层心理分析的主神其实是荣格,并且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荣格的思路是深层心理学的正宗。
 
荣格也谈梦的解释,他在几乎六十年的时段里,关注并记录自己的梦,以致“黑书”早已名闻天下,“红书”于2009年出版,更加名闻天下。我写过一些文字讲解荣格如何记录自己的梦,并给予脑科学的支持。若下面的论述过于简略,读者只好去读我的“释梦百年”。常人说梦,不关注符号学意义,只能记住梦里的故事。自然演化,物竞天择,生存至今的行为与事物,必有竞争优势,也必有代价。每一个人每天的时间不变,寿命有限,效率改善,工资增长,每小时的睡眠,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然而睡眠的意义始终是谜,虽然已有相当多且丰富的研究报告。借着这次修订文稿的机会,我强烈推荐2019年出版的这本书:C. G. Jung, Suzanne Gieser, Sonu Shamdasani,2019,《Dream Symbols Of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 Notes Of C G Jung’s Seminars On Wolfgang Pauli’s Dreams》(标题可译为:自性化过程的梦境符号——荣格关于沃尔夫冈-泡利系列梦境的分析笔记)。
 
其实,荣格一贯强调梦的意义在于“梦境”,梦里的人和事必须依“境”而获得意义。梦境是画面,有符号学涵义。梦里的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借助深层心理分析,与梦外之人遇到或将遇到的困境有关。荣格认为,怀胎十月,绝不仅仅是以往三亿年人类先祖物种演化史的胚胎学浓缩重演并最终形成胎儿的肉身。荣格相信,怀胎十月,还是以往三亿年人类先祖物种心理演化史浓缩积淀并最终形成胎儿深层心理结构的过程。也因此,荣格还相信,人类与哺乳动物甚至更低级的爬行动物先祖物种们,共享着某种深层心理结构,他试图以“集体无意识”这一术语来表达他感受到的重要性(参阅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和《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可惜,心理学界始终难以接受宗师荣格晚期提出的这一术语。况且,二十世纪的学术界,道术为天下裂,末流子弟各执一端竞争学术资源,致使文艺复兴式的学问家很难生存。荣格学派散在各地,尤以旧金山荣格研究所三十年来关于“文化无意识”的研究思路引我关注,此处不赘。
 
集体无意识是一位智慧老人,它至少活了三亿年,荣格这样描述,这位老人活在每一个人内心,以及在每一哺乳动物心理深层,以及,可能在每一条鳄鱼或爬行动物的心理深层。读者很可能认为这是匪夷所思,所以,更可能被承认的,是荣格最后一本书的合著者Joseph Henderson(他也是旧金山荣格研究所的创始人)提出的介于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之间的“文化无意识”学说的合理性(读者可检索“Joseph Henderson” + “cultural unconscious”)。
 
如果一个人遇到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他可能无法泰然处之,无法安之若素,他的理性头脑必定要紧张工作,务求寻得出路。人过于信任自己的理性能力,人的致命缺陷在于理性不完备,人类是介于兽与神之间的生命,“in-between beings” (between beast and god)。理性既然不完备,当然可以借助于感性,这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优势,所以梁漱溟坚持称西方人的理性为“理智”(知识而已),而称中国人的理性为“性理”(关于心性的原理)。
 
现代人以及现代中国人是否还有感性思维之能力,这是一个问题。虽然,读者应参阅西方心理学名家卡尼曼的著作《thinking: fast and slow》,理性与感性,二者兼顾,这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通例。所以,中国人更习惯于使用“情理”或“合情合理”或“天理人情”这类短语。
 
荣格深知人类理性能力之渺小,几乎从大学时期,他已关注梦境。人类理性能力渺小而狂妄(参阅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于是,集体无意识老人若要发表见解,很难通过理性的审查。这正是睡眠的意义,因为在睡眠的时候,理性失灵。统计而言,每晚睡眠都有梦。只不过,在第二睡眠周期与第五睡眠周期之间的那一时段发生的梦,以更高概率具有“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REM(快速眼球转动)是梦者的行为模式之一,但不是全部。近二十年斯坦福大学“梦研究室”创建者拉伯格关于“lucid dream”(意识清醒的梦)的研究,对急需调整人生态度或“三观”的打工一族意义重大。意识清醒的梦,是快速眼球转动的梦之一种。Ken Wilber(参阅我介绍他的文章)的类比是,深度睡眠或无梦的睡眠,仍有意识,此种意识对应于“阿赖耶识”。我读太虚大师的佛理概述,似乎,深度睡眠时的意识是“末那识”,即阿赖耶识的镜像。总之,普通人的睡眠状态,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休息,理性失灵。
 
以目前的梦境观测技术,我们仍只好等候理性进入休息状态才可接收集体无意识老人传达的消息,通常是意义重大的消息。荣格在另一譬喻里描述“集体无意识”犹如连接无数岛屿的洋底而那些岛屿(个体生命)仅因偶然露出海面而具有“自我意识”。集体无意识老人活了几亿年,他的见识,远比每一个活不过百年的个体生命要广阔且深远。陷入危机的个人,紧张运用理性思考他面对的或许生死攸关的事情,很可能不得其解,总要睡觉。如果他的睡眠里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梦境,如果他醒来并不立即忘记这些梦境,如果他读了一些荣格心理学,那么,他可以试着理解这位集体无意识老人在梦里传达的信息。这位老人是旁观者,他见过数千次与此类似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他明白每一个人通常只能采取的决策及其可悲或可喜的后果,他可以不干预也可以干预。似乎,物竞天择,生存至今的物种,包括人类,总难免是这位集体无意识老人干预的结果。
 
基于上述,我们有这样一个重要命题:理性失灵的时段,有梦。具有重大意义的梦境,暗示了处于绝境中的个体生命之出路。
 
(原载于2016年6月7日我的搜狐博客)
 
汪丁丁:命与相的演化论解释
 
郭店楚简,汤一介先生很重视这样十六字:道始于情,情出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另一方面,《中庸》著名的十五字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两相比较,1990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多了一个“情”,以及,由此引发现代学界关于先秦儒学“情感学派”的想象(参阅李泽厚,庞朴,汤一介三位先生的相关文章)。可见,天道与性命之学,儒家自古已有不同表述。不论如何,性自命出,或,天命之谓性,意思还是一致的。
 
一个人的命,现代汉语的意思,强调“先天”与“注定”之义。根据我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2014级和2015级参加杭州湖畔阁丁丁讲堂的同学们写的几篇搜狐博客短文,一个人的命,于是可由他在先天分布密度曲线上的位置刻画。命与运联用,“命运”,有了不同含义。我引述过赫拉克利特残篇,见于周辅成先生耗尽心血编篡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小节“论命运对于人的意义”: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只不过,希腊原文并不对应着周先生翻译的“命运”二字。我试图重新译为:人的情志,就是他的守护神。此处,守护神的希腊文是“daemon”,守护人生全部过程的精灵。照此琢磨,“命运”应当是一个人先天的“命”,与他后天投生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生命过程的“运”的联合。故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命自天降的“命”。
 
明清以降,命理学开始系统化。陈素庵《命理约言》,嘉兴的韦千里有一篇序言,其中提及先师石泉公的教导:学命岂易事哉!必也二事兼备,始可见功。其一多看书,其二多看命。多看书则学术精,多看命则经验富,二者不可偏废。
 
早餐时间,回头再叙。
 
既然是“演化论解释”,当然要从“演化基本方程”开始解释,图2,取自我在2002年为北京大学本科生讲授“制度经济学”时的手稿。数学刻画,这是一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通常没有解析解,甚至也很难仿真,因为参量随演化而变。演化基本方程的常识涵义非常简单:给定生态,这一生态之内的全部“物种”(或可视为“基因型”,或可视为“表现型”,或可视为“策略”,或可视为“人格类型”)表现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一现在被观测到的物种在未来某一时段仍被观测到的概率,取决于这一物种的适存度与生态之内全部物种平均适存度之差,简称“适存度之差”。若这一差为正,则根据演化基本方程,这一物种的百分比增长率大于零。若这一差是负的,则百分比增长率小于零。稳态时期,差是零。适存度很难观测,也因此,生物数学家 Ronald Fisher 为拟合观测数据而想象了演化基本方程,试图从不可观测量推演出可观测量。类似地,一个人的命,很难观测。不过,他的命运是可以事后观测的。命相学的演化论根据在于,若命运之好与不好有外在可观测且可评判的社会标准,那么,“相”,统计而言,就应当是命运的可观测特征。
 
图2. 北京大学2002年秋季“制度经济学”12月18日第六讲手稿截图。
(图2)
 
上世纪末叶,我在夏威夷偶然见到《Fortune》杂志刊发的一篇研究报告,关于相貌与收入的统计相关性。如果是男性,在“500强”任职,那么,他的收入与他的身高统计显著正相关。如果是女性,则收入与貌美程度统计显著正相关。经济学家更关注的,不仅是统计相关性的方向,而且还有相关影响的“幅度”或“弹性”。我的印象是,身高每增加十厘米,收入增加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几。总之,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越来越多,且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迟早产生“选择性效应”,从而改变“相”对于“命运”的影响。那时,相的研究必须控制这种选择性效应。
 
通观中国传统的相术之学,面相与命运之间的关系,随朝代更迭而有差异。相由心生,命随心转。纪晓岚编篡《四库全书》收录“麻衣相术”,这本书的编辑倪岳特别写了一段按语,结论:“是以,圣贤言心不言相”。照此解释命相原理,若一个人此时此地有特别糟糕的面相或手相,充其量表明他内心截至此时此地特别糟糕。我故意用“糟糕”这样的语词,而不用“坏”这样的语词。西方俗语:every sinner has a future, every saint has a past(直译就是: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是以,圣贤言心不言相。因为,这位“相”特别糟糕的人或许将来改变自己的“心”,向着更好的方向演化,于是有光明的未来,命随心转。当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心的转变很艰难,我常譬喻为荣格学派所说的“英雄之旅”。
 
我们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里积累的关于命运的观测数据,形成了关于命运的“相学”。回到演化基本方程,也就是说,如果某些物种(相)的适存度与平均适存度之差小于零,那么,这些相的出现频率越来越低或收入越来越低或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或任何可观测的指标越来越低,这些相就被认为是坏的相。反之,若某些物种或相的适存度与平均适存度之差大于零,则这些相就日益被认为是好的相,因为带有这些相的个体在每一代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演化基本方程的解释,若真要学术研究的话,可以远比上述复杂。因为,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最后几章,此处,特定面相的收益,可视为在一个大规模群体内部由给定的“生灭规则”(即新生个体替代死亡个体的规则)决定采取何种固定策略的个体随机两两相遇的“囚徒困境”博弈,从而面相的收益可由面相(固定策略)的支付矩阵刻画。关键是,特定面相的一个人,在特定社会里,可能遇到另一特定的个人或面相时,双方的支付不仅取决于支付矩阵而且取决于社会里已有各种类型面相的人数。假如一个面相“很差”的人恰好生活在这种面相已经极少出现的社会里,唉,他的命运想必十分糟糕。但是偶然也能出现“奇人异象”,某一面相奇特(已经极少见)的人,居然成为“首富”(阿里巴巴)。所以,命理学家必须设法弥补自己的学说。例如,他们指出,面相酷似动物的人,命不可测,或可大富大贵。又例如,他们指出,面相有所谓“阴骘纹”的人,前世积累的阴德极厚,虽然面相可能差,但足够多的足够深刻的阴骘纹,足可造成大富大贵的命运,典型如曾国藩。总之,哈佛演化动力学小组的那位诺瓦克教授多年来的仿真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支付矩阵与他那一策略类型的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联合决定他的收益(命运)。
 
(原载于2016年7月12日我的搜狐博客)
 
汪丁丁:伦理、命相、统计显著性
 
作者按语:这篇短文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12年第18期,现在发表的,是它的修订版。
 
近月来,或许与每年毕业求职的季节有关,或许今年毕业的学生格外担忧自己的命运,总之,我与学生们闲谈的主题,常常是“命相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命与性,于是与教育密切相关。
 
我读经济学博士,偶然地,是在夏威夷。首先由于地理位置,其次由于“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在对抗之外对话的需要,美国国会在檀香山设立“东西方中心”。瓦胡岛(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相邻的两城,檀香山与珍珠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与太平洋舰队,以典型的美国方式并存。不论如何,1980年代夏威夷的书店,尤其是那些旧书店,是我读书之余流连忘返的场所。那里的书,来自各种文化,与夏威夷的人口构成十分相似。没有“多数”族裔,没有“主流”文化。发展中国家的留美学生在书店里对待新书的行为方式,典型地,称为“站读”。数以百计的周末,我在阿拉莫瓦纳商场的檀香山书店站读。对待旧书,尤其“孤本”,站读之余,有必要购买。我买了许多旧书。其中,命相之书占很大比例。
 
命相术,常见的有几十种,从饮茶之后观察茶叶在杯内的分布状态,到塔罗牌和星相学。这些相术,大多未能通过我的“跨文化检验”。任一命相原理,在任一文化之内传承至今,固然有理可循。我的问题是:这些最流行的命相原理,哪些原理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
 
我这一番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或许,最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命相学,是“手相学”(chirognomies,chirognosy,chiromancy,palmistry,art of hand reading)。不过,这里的“或许”实在很关键。因为,1980年代我浏览的手相学历史,是用英文写的,其中介绍中国手相学历史的部分,未必可靠。我的跨文化检验,假设这部分历史可靠。
 
未能通过跨文化检验的相术,最流行的是“相面术”。社会心理学实验,常用“标准脸谱”。如果被试来自不同文化,他们对同一张标准的微笑面孔的意图的猜测,可以南辕北辙。绝大多数美国被试认为是“真诚友善”的微笑面孔,相当多中国被试认为“心怀叵测”。当代社会心理学的脑科学研究报告显示,跨文化普适性最强的基本表情,似乎只有四种:喜、怒、悲伤和恐惧。在大多数文化里,能够辨识的表情(有名称的)常有几十种。
 
表情尚且如此,何况面相。在某一文化传统里普遍被认为面善的,在另一文化传统里或许普遍被认为面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部分,转而叙述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伦理规范。分食族人尸体,在某些部落是继承族人精神的重要仪式,但在另一些部落则被视为大逆不道。也有跨文化通例,某人鼻梁中间有一凹陷或凸起,中外许多相面术者指出,在相应的年龄,此人很可能遭遇坎坷甚至灾难性事件。特例与通例,孰轻孰重,我们在考察命相术的体系时,需要格外认真地权衡。我的权衡,将星象学也列于不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命相术清单。
 
命相学,关于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之命途的判断,我相信,与特定社会的伦理传统密切相关。人之初,有个性与群性。钱穆指出,兼具个性与群性,这是人类之“类性”。人类之个体具备群性,究其理由,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是因为要“合作”。斯密《国富论》最重要的贡献,坎南指出,是讲述了一个“劳动的分工与协调”的故事。根据斯密的考察,哪怕最简单的商品,借助最简单的劳动分工和分工的协调,也可使劳动生产率提升数百倍。经济学家自然要问,那么,分工及协调的规模是否有均衡状态?抑或无限制地扩展?有鉴于此,杨格1928年就任英国经济学会主席时发表演说,标题是“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接续这一主题,贝克尔和墨菲在199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著名文章,标题是“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并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当代领袖卢卡斯在2009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卷首的文章,标题是“观念与增长”。
 
回到我们的主题,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之内,个人的命途,与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群的合作密切相关。也是2009年以来,MIT的萨克斯(R. Saxe)领导的脑科学小组连续发布的研究报告,引起诸如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这类大众媒体的关注。她的研究表明,人类认知与社会情感的最原始进步,是参与合作的个体形成的关于欺骗行为的预测能力。她发现了这一能力的关键脑区,在大脑皮层右侧颞叶与顶叶的交汇处,大约只有一枚硬币的面积。如果这一脑区在个体发育的某一“时间窗口”不能被激活,则此一个体将受到“自闭症”的困扰。
 
命相学关于“善”的那些命题,可视为卡尔.波普所谓“普遍主义陈述”。凡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我推测,多数都是有利于人类合作的。而合作的方式,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里可以有差异。手相学命题,或许,有最显著的跨文化普适性。
 
汪丁丁:浅议手相
 
作者按语:这篇短文发表于《IT经理世界》2012年第19期,现在发表的,是它的修订版。
 
只要有生命,或迟或早,在生命演化的某一阶段,生命个体就可能意识到环境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关于不确定性的意识,概括地称为“时间”。一百年前,人类相信只有人类具有时间意识。现在,心理学家、脑科学家、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广义环境主义者,都认为时间不是人类独有的。
 
那么,从何时开始,人类有了时间意识?任何知识,都需要知识考古,不如此,我们就难以预测知识的未来。人类的时间意识,我推测,始于现代人类在6万年前的“表哥”尼安德特人的丧葬仪礼。尼安德特人,大约在3万年前灭绝。根据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脑科学家埃克尔斯的推测,尼安德特人可能有自己的艺术、宗教、和语言。值得玩味的是,人类早期岩洞壁画的年代是在1万年至3万年之间,不难想象,尼安德特人可能最先创造了岩洞壁画,我们只是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另一不难想象的推测是,或许我们的祖先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根据《科学》杂志2010年5月7日的封面报道,尼安德特人可能与直立人杂交,并影响了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基因序列。哈佛大学“古基因学项目”主持人2018年出版的著作提供了更详实的科学研究报告,David Reich,2018,《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 Ancient DNA a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Human Past》(标题直译:我们是谁以及从何处来——古DNA与人类之过去的新科学)。
 
不论如何,在史前史的晚期,在我们的祖先进入农耕时代之前,“时间”已经存在。有了时间意识的生命个体,必试图预测未来。农耕时代的人类,靠天吃饭。很自然地,进入农耕最早的古代巴比伦人和古代埃及人,观天象以预测未来。法老与上帝对话,形成了特定的祭祀方式。这一对话,延续到未来。例如,表现为埃及大金字塔与猎户座三颗星之间的神秘关系。经验不断积累,较早进入农耕的人群,有了分工。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些治历授时的人,必须研究星象,从而有“占星术”。据李零(2012年《文景》,6、7、8连载,“谈易学革命”)的介绍,中国汉代,星历演变为“日者之术”,就是黄历,择吉日而行事。当时流行的第二类方术,曰“卜筮”。第三类是“占梦、厌劾、祠攘、相术、风水”。这三类方术,李零又引古人教导:“譬若积薪,后来居上。”越是流行,就越是晚出的。较早流行的,被压在下面了。卜筮,被黄历压在下面了。根据“蓍草”(Achillea Millifolium)的历史,我推测,相术比卜筮晚。狭义而言,相术就是“相人术”,可考的,大约有三千年历史。与占星术类似,相人术最初也是“帝王术”。随着财富积累,术士的人数不断增加,相术的经验由专人系统整理,就形成面相学和手相学。
 
其实,介于卜筮和相术之间的,还有许多民间命相术。例如,西方和中国都有的一种,是观察杯中剩余茶叶的分布形状以测凶吉。那么,为何流行至今的似乎只有面相学与手相学?简单地回答,就是因为“好用”。早期的龟卜,每年都要结算,灵验的卜辞传给后代,不灵验的,销毁。易经的卦,在卦辞之外还有“系辞”,就是对占卜的“后验”解释。
 
最后,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与相面不同,相手的灵验,具有更神秘的涵义。一个人的面孔,用博弈论的语言说,是“公共信息”(知识是理解了的信息)。带着这样的公共信息,一个人的“命运”(财富、权力、幸福感)往往取决于他在社会博弈中采取的各种策略以及其他人的策略。面孔传达的公共信息,影响他和他人的策略。所以,在均衡状态,面相与特定的后果联系着,总可以被解读为具有凶吉意义的符号。故而,借用统计学语言,由于上述的“选择性”,面相学的命题,必可获得数据支持。
 
手相,几乎完全是私人信息,故不存在上述的选择性。于是,根据手相预测未来的技术,至今仍流行,这件实事本身就很值得思考。私人信息,如何灵验?它之灵验所依靠的是哪些途径?
 
那么,一个人的“生辰”信息呢?通常,也是私人信息。如果星占术灵验(流行至今的或多或少都灵验),那么,上面的问题当然也适用于星相学。可是,如果我们考察星占与相手之间的差别,不难看到,星占的预测,必可应用于特定时空点诞生的全体生命(因为他们全体都有相同的生辰八字),又因为星盘对应的空间范围很大,故星相学家通常无法解释在同一区域内有同样生辰八字的人群之内的个体差异。手相学,以我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个体差异。我的手相学藏书,有两本是最权威的。其中一本是1897年出版的,专业手相学院的教材,Comte de Saint-Germain,1897,《the practice of palmistry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标题可译为:专业手相学实践),图3和图4,这本书的封面和扉页的截图。另一本在我北京的书房里,经历了“断舍离”却始终未舍送人,与荣格《红书》并列为我的两本毕生藏书。
 
图3. 书名《专业手相学实践》1897年第28版,作者姓名很长,姑且简称“孔德”,这位作者的另一部专著是1883年出版的《现代手相学手册》,封面还标注作者在法兰西大学获得学位并且是美国手相学会的会长以及国家手相学院的院长。封面下方的广告语:本书包含1100幅图示以及一套完整的手相学词典。可惜,我只有在芝加哥出版的第一卷。 
(图3)
 
图4. 扉页直译:致闻名世界的Prima Donna 和受到激励的艺术家,本书献给 Emma Calve (照片里的人物)。
(图4)
 
2020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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