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税负问题

最近，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改革方案在全国人大审读，未获通过，引发普遍关注。税，从来都是最敏感的。个税改革，起征点固然重要，税负在总人口当中的分布，所谓“税负结构”，是更重要的经济因素。

例如，根据未获通过的这一税改方案，个人所得税累进最激烈且税负最沉重的，是所谓“高工薪收入阶层”。这一阶层支付的边际税率，远高于“财产利得阶层”支付的边际税率。在人力资本的时代，也就是在21世纪，这样的税负结构是落后的，它充分说明税制制订者的思维模式，还停滞在“有钱就有人”的旧时代。新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在当代中国，高工薪收入阶层正是“人力资本密集”的人群。作为对照，很可能，财产利得阶层具有典型的“暴发户”社会特征，即“人力资本稀疏”的人群。

人力资本的承载者，也就是专业知识分子，或泛称“高级白领”的人群，在税负的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有哪些特征呢？最显著地，他们随时可以转移资产，因为他们的知识资产的载体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物。老财政理论教科书里著名的“提波特定理”(Tiebout theorem)，陈述了这一原则，称为“以脚投票”。今天，这一定理与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理论密切相关。提波特定理大致而言就是：如果公民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成本足够低廉，那么，各地政府的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势必产生足够激烈的竞争。纳税人自由选择居住地的一般均衡，如果存在的话，将是帕累托最优的。在许多政治俱乐部之间自由移民而形成的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涵义之一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那些偏好相类的公民定居在符合他们偏好的政府管辖区域里。迟至2010年，俱乐部一般均衡理论尚未在数学方面获得令人信服的进展。所以，提波特定理，至今是“提波特猜想”，虽然，它广泛地被经济学家接受了。

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相对于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而言具有低廉的移民成本。所以，中国政府向这一群体征收的任何个人所得税，其实必须面对各国政府对同一群体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提波特竞争。如果我们不希望将创新能力最高的这一群体驱赶到海外的话，我们最好不要增加这一群体的税负。这就引出人力资本密集人群的第二项经济特征：创新能力。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走进学校不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如何学习知识。知识既然日新月异，你还没有毕业，你学到的知识的大部分就已过时，求学有何意义？所以，现代教育学界达成共识，学校，尤其是大学，必须让学生养成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有了这一能力，学生毕业后，可在眼花缭乱的知识海洋里，凭借自己的独立判断获取最有助于日常工作的新知识。养成了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构成当代社会高工薪阶层的主体。

为什么这群人更愿意“打工”而不是创业做“老板”？这是我要讨论的这一人群的第三项特征，与上述的第二项特征密切相关。香港比内地早许多年，就有了这样一群人，被视为“打工皇帝”，著名者，如后来受命辅佐李嘉诚儿子的袁天凡。

在上世纪5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辩论中，索罗指出，物质资本的显著特征是“putty-clay”。形象地说，当一台机床还处于图纸设计阶段时，它承载的资本具有可塑性，如橡胶般可塑（putty）。当这台机床被生产出来之后，它承载的资本不再具有任何可塑性，如瓷器般不可塑（clay）。稍后，阿罗指出，物质资本的另一特征是“外溢效应”。形象地说，当一台机床被报废之后，工程师设计新机床的时候，务求结合当时最新的技术和知识。类推，当一批机床报废而工程师们设计新一批机床时，他们在图纸上相互借鉴的，是最新的技术和知识。于是，一台新机床代表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到一批新机床里面去了。

现在，很显然，如果你要恒久保持你在知识爆炸时代的创新能力，最好的办法不是投资于任何一种先进机床而是投资于你自己的头脑。打工皇帝，名副其实地，应称为“创新皇帝”。

中国经济转型，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关键环节就是从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转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为什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制订者们，在承担着列宁同志呼吁的“我们决策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应当用脏绳子勒死”的风险之余，非要再承担“与党中央政策背道而驰”的罪名呢？

为了不被脏绳子勒死，为了保住乌纱帽：减税吧，尤其要降低目前被认为属于“高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