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遐想”，货币问题，因为复杂，所以只能说是“遐想”。关于“货币”的定义，有许多谬误，我相信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的逻辑是最彻底的（回到了康德的先验系统）。在今天的知识水平，我可以这样断言：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理由：货币可以应付未来交易的不确定性。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中未来要发生的交易，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这是不可计算的，因为不确定性是奈特意义上的，它不是风险。货币降低不确定性，因为如果没有货币，未来的任何交易（生活）都只能基于我们偶然遇见的其他人的需求，于是成交的概率大大降低。但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的各种事件的不确定性的判断，可以千差万别，至今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度量。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由于不能有客观度量，故而不可能有宏观集结指标以及宏观经济学。货币是微观的。虽然货币是微观的，但可以有替代它的制度，最著名的就是中央计划对货币的替代。如果国家发改委或其它权力机构显著干预了微观生活，例如，将一部分资源直接控制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配置，那么，这一部分资源的配置将减少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因为交易以及通过计划完成了，虽然，计划分配之后仍有微观交易，但可以推测，货币可以承担媒介作用的交易机会是减少的。这一过程，极端而言，如果返回完全的并且彻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时代，那么，我们可以不要货币。问题是：一方面，政府拼命增发货币，另一方面，微观经济活动被政府干预的部分日益扩张。这两方面的联合作用，仅仅是通货膨胀吗？当然不是。它是经济停滞+物价上涨，所谓“滞涨”。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和美国一样。或者，美国与中国一样。

宏观经济学，哈耶克认为不应当有，因为不具有学术合法性。我看，今天也一样。宏观经济学只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部分，或许这样，它可以找到自己的学术合法性。公共政策，最肤浅的办法，姑且分为“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经济政策的主旨之一，是降低包含在货币的未来购买力中的不确定性。如果经济政策不能提供这一功能，那么，人们会转向其它途径，例如，营造政治势力或向更安全的地方转移资产（未来购买力）。如果一切可以降低购买力未来不确定性的途径都被堵塞，那么，人们倾向于将购买力完全转为当前消费。在这一情形下，物价上涨的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