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稿《收益递增：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第二讲节选

及我的书稿《演化与创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第四讲节选

根据印刷版心智地图，我建议的第一个课堂讨论题是“一个人的信誉对他的行为有存量效应”。注意，在转型期社会，如果折现率特别高，人们将不会看重信誉的未来收益。当信誉未来收益流的贴现值远小于坑蒙拐骗行为即刻产生的收益时，人们的理性选择可以是放弃全部信誉，所谓“杀熟”。另一类情形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原本不熟悉，但有潜在交易机会。既然是陌生人，那么，信誉的未来收益流，哪怕折现率不高，但形成未来收益的概率很低，则信誉的价值也就很低。囚徒困境博弈，如果随机相遇而且以后再相遇的概率极小，理性行为就是不合作。稍后我会在NetLogo环境里运行一个名为“族群中心主义”的仿真程序，它的运行结果，如图3所示，在大都市里可能有不同族群，在四种策略当中，只与本族群的人合作的族群更可能取得优胜，即群体规模远远超过其它族群。这里，族群身份相当于信誉存量。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发生作用的力量是“群体选择”而不是“个体选择”。

我建议的第二个课堂讨论题是“一个人的经历和知识对他的行为有存量效应”。知识当然是一种存量，它的效应，若与经历相比，可能很弱。亲身经历的事，给亲历者留下达马西奥称为“躯体印记”（somatic marker）的情感影响。这些影响可由未来发生的事激活，从而引发相关的行为。

我建议的第三个课堂讨论题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对他的行为有存量效应”。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在中国社会始终重要，而且在西方社会也始终重要。贝克尔和墨菲《社会经济学》第八章“社会地位与不平等”（第三作者是 Ivan Werning）稍早的版本是2000年5月的工作文稿，标题是“社会地位，彩票与不平等”。在他们这篇工作文稿的开篇，列出了经济学家关于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原因达成某种共识的四项要素：（1）随机冲击，（2）在社会网络中可继承的地位，（3）个人禀赋，（4）可利用的人力资本与资产。他们这篇工作文稿2005年发表于《政治经济杂志》，标题是“收入分配的均衡与社会地位的市场”。（Becker，Murphy，and Werning，2005，“The Equilibrium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the Market for Statu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13，No. 2，pp. 282-310），在这篇文章的引言里，他们再次列出上面的四项因素。经济史家克拉克与合作者（多为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指导的研究生）研究了英国、美国、中国、日本、智利、孟加拉等国数百家族的谱系之后发表的报告显示，在北欧之外的社会里，可继承的社会地位超过随机冲击成为解释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首要因素。

图4. 取自 Gregory Clark，2014，《The Son Also Rises ---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儿子也会崛起——姓氏与社会流动性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纵轴表示收入的代际相关系数，横轴是基尼系数，这张图表明，诸如“富二代”这样的继承关系可解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不超过40%的比例。

常见的统计分析，图4和图5，取自 Gregory Clark，2014，《The Son Also Rises ---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儿子也会崛起——姓氏与社会流动性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根据克拉克的解释，这两张插图表明，代际相关系数的平方也就是社会地位的可继承性。图4显示，秘鲁和中国有最高的代际相关系数，大约0.6，故在这两个社会里，社会地位以35%的概率是可继承的。其次是印度、智利、英国和阿根廷，代际相关系数在0.5的水平，意味着社会地位以25%的概率是可继承的。

克拉克将社会地位的不可继承性或社会流动性称为“社会熵”——代际相关系数越小，既有的社会结构就越趋于瓦解。反之，代际相关系数越大，社会流动性越低，“社会熵”越小，既有的社会结构就越趋于巩固。所以，社会熵倾向于完全抵消社会关系的存量效应。如图4所示，在丹麦、加拿大、芬兰，社会关系的存量效应微不足道，因为代际相关系数小于0.2，意味着社会地位可继承性的概率低于5%。图5显示，在秘鲁和巴西，教育的代际相关系数高达0.6。对于精英主导的社会结构而言，良好的教育意味着卓越的社会地位。

图5. 取自 Gregory Clark，2014，《The Son Also Rises ---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儿子也会崛起——姓氏与社会流动性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纵轴表示教育程度的代际相关系数，横轴依旧是基尼系数，这张图表明，所谓“学二代”这样的继承关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不超过45%的比例，解释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程度。 

随后，克拉克开始介绍案例。英国的佩皮（Pepys）姓氏，这是一个人数极少的姓氏，17世纪，同时在世的约40人，1881年也只有37人在世，可是，自从1496年第一位佩皮注册进入剑桥大学以来，一共有58位佩皮进入剑桥或牛津。按照统计均值，这一姓氏应当只有两位或三位毕业于剑桥或牛津。也就是说，佩皮族群的教育程度是均值的数十倍。死于2000年至2012年期间的九位佩皮，平均遗产价值416000英镑，是同期英国遗产均值的五倍以上。

克拉克指出，按照图4或图5的代际相关系数估测，佩皮族群在超过17代人的时间里仍能保持这样的社会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图4显示英国的收入代际相关系数是0.5，图5显示英国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是0.3。据此估测，“富二代”的概率不到25%，“富三代”的概率不到13%，“富四代”的概率不到7%，“富五代”的概率约3%，……“富十七代”的概率是0.00076%；教育的遗传概率更低，“学二代”的概率是9%，“学三代”的概率不到3%，……“学十七代”的概率是0.00000013%。但是，在2012年活着的18位佩皮当中，有四位医学博士。

克拉克指出，类似佩皮姓氏的案例，在他研究的家族谱系中却是“引人关注地常见”（remarkably common）。他的结论是，尽管有诸如图4和图5这样的统计研究，但常识似乎更正确，即社会流动性其实远比图4和图5显示的数据要低，如图6所示。姓氏族谱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统计研究的真相，在家族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反熵努力。可以认为，家族是最早出现的“群体选择”优胜者。克拉克认为，由于以往的统计分析并不利用家族谱系资料，家族的反熵努力很大程度上被统计学家归入“随机冲击”这一因素。

由图6可见，家族内部的代际相关系数，最高的是印度，0.9，符合我关于印度社会的常识。其次是韩国和日本，前者高于0.8，后者高于0.7，这也符合我关于韩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常识。克拉克指出，诸如“身高”这样的生物学特征，可继承性大约在0.7至0.9之间，与家族内部的代际相关系数在同一水平上。尽管如此，根据我上面的估测数值，社会流动性仍可在十五代人的时间里消除任何家族的反熵努力。概括而言，家族的反社会熵倾向，与社会流动性之间，似乎达成某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均衡。克拉克认为，社会流动性更像是一个普适常量（他估测的代际相关系数是“0.75”）。我知道，与他2007年的著作《告别救济：一部简短的世界经济史》（Gregory Clark，2007，《A Farewell to Alms ---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思路一致，他的问题意识是：能够在如此长期内决定族群社会地位的因素，恐怕在智商之外，很难找到其它因素。事实上，他的论述很快就进入“基因型”和“表型”的生物学论域，他倾向于相信，财富或教育的代际相关系数0.75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于是他建议：如果你希望子女保持社会地位，那就不要只考察你的配偶的基因型的社会表型，而要考察你的配偶的社会表型（社会地位）的基因型。而且，一旦你据此选择了配偶并与之生了孩子，你的工作就可结束，不必考虑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及其它任何问题，他们将以很大的概率成为与你同类的人——“儿子也会崛起”。呵呵，基因型，当然有最强大的存量效应。

我建议的第四个课堂讨论题是“一个人对各种存量的未来预期对他的行为有存量效应”。可以接着上一个讨论题的思路，如果克拉克的分析正确，那么，儿童就可对自己的未来有所预期。投生于弱势群体的儿童预期自己以很大的概率继续保持弱势，故而不必努力求学，甚至不必追求任何向上的目标。显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举出不少反例。克拉克的结论，有偏激之嫌。虽然，我用了三张插图来说明他的这一重要思路。

图6. 取自 Gregory Clark，2014，《The Son Also Rises ---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儿子也会崛起——姓氏与社会流动性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代际相关系数的柱状图：浅色是以往统计分析的结论，深色是姓氏族谱分析的结论。横轴由左至右：瑞典、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智利、印度、中国。

现在讨论图1所示收益递增现象的第三要素“路径依赖性”（参阅本讲附录六），我在这里写了基于常识的定义：给定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对于任何已经发生的事件序列，在他的感受中，与其让未来事件另外开始一个序列，不如接着既有的系列继续发生。例如，一位母亲的新生儿被确诊为患有致命疾病。通常，她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她愿意接着既有序列形成她与孩子的新事件。生命是路径依赖的，制度与文化是路径依赖的。仅在特定的热力学假设下，粒子是“各态历经的”。可参阅诺斯的著作，有中译本。

以下节选自我的书稿《演化与创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第四讲。

事实上，克拉克认为，世界各国的纵坐标几乎是一条水平直线。于是，他在这部著作里声称，如果一个读者的姓氏在克拉克收集的资料库里，那么，克拉克能够相当准确地根据姓氏以往的社会地位（在财富分布曲线上的位置）推测这个读者目前的社会地位。

克拉克甚至称家族传承关系为“社会的反熵”——社会熵的涵义是长期而言社会成员之间毫无差异可言，意思是“社会无序化”，故而“反熵”的涵义是拒绝“熵定律”，恰好，这是生命的本来意义，请回忆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里提出的命题——生命就是反熵。

家族是一个生命系统，家族努力抗拒社会流动性也就是努力维持既有的社会秩序。能够写出这一解释，克拉克不愧是经济史学界领袖。张五常写过一篇文章，也谈到家族在中国社会变迁时期的“保险”功能。

与克拉克的社会反熵问题密切相关，我写过几篇文章讨论“精英意识”与“精英失灵”问题。西方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的缘起，现在史学资料已充分表明，是“精英失灵”所致。

我在《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里提供的“精英”定义是：被社会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社会功能在于保持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议题的敏感性。故而，“精英失灵”的意思是，这些社会成员的重要性感受越来越不是对社会而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长期而言，社会解体。

缓解精英失灵，主要依靠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克拉克简称“社会流动性”），即由精英群体将底层那些有“精英意识”的社会成员选入精英群体，这是一种“吐故纳新”，任何社会都有官僚化倾向，克服这一倾向的方法就是保持足够高的纵向流动性。

我提供了“精英意识”的定义：保持着对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的敏感性的那些社会成员。在稳态社会，精英群体内部可以有许多有精英意识的社会成员。但是在转型期社会，这一命题失效。惟其如此，社会才不再是稳态的，社会才不得不进入转型期。

我的上述定义和讨论，主要基于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我在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课堂里几乎每一学期都要讲解奈特的这一学说，以致有一位旁听生后来考入芝加哥大学，因为熟悉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而引起教授的青睐。

可惜，现在我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似乎脱销了。不过，咱们班的义务助教李文生通知，仍可以买到电子版。回到克拉克的社会反熵问题，我们的社会学家大多希望改善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可是，克拉克发现，家族是反社会熵的一种社会秩序。

于是，家族的反社会熵的功能，很可能阻碍一个社会克服精英失灵。我们不难想象，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精英意识的年轻人，怎样奋斗才可进入社会顶层呢？中国历史的一个主题就是皇权与绅权之间的冲突。宰相是绅权的代理人，历代王朝都有君相之争。明代是转折期，皇权最终压倒了相权。所以，清代没有宰相，只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内阁首辅大臣这类职务。事实上，明代的覆亡和清代的社会解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缺乏纵向流动性。所谓“废科举”，是有极大弊端的，那就是剥夺了社会下层上升的机会，于是引发社会失稳。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如果天下的秀才完全没有机会取士，这些人代表的社会智力资源就会转而配置于“造反”——社会的熵增过程。

上述原理当然适用于历代王朝，例如，钱穆描述的汉代以后的“黑暗时期”，魏晋门阀崛起，就是家族力量或绅权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致豪门压倒皇权，后果就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极低，财富集中于少数豪门，大量人才却不能获得政治承认，于是造反。社会演化至唐代，政治主题之一就是“削藩”——皇权与豪强的斗争。若按钱穆先生的论述，宋代是一个皇权与绅权保持均衡的时期，故而有“中兴”之气象。中国两千年的王朝史，五个延续三百年左右的大朝代——汉、唐、宋、明、清，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奈特“社会过程”学说的视角下，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皇权与相权保持均衡的时期，在汉代不过两百多年，在唐代不过两百多年，在宋代不过两百多年，三段时期总共不过六百多年。

暂且不谈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我继续讲这门课程的内容。不平等现象，彼得森常说，至少有3亿年的历史，因为龙虾的社会里就有不平等，而且很严重。这是所谓“帕累托定律”，与社会的具体形态无关，财富的帕累托定律，见于各种形态的社会。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里特别写了一章讨论“文革”的原因，他认为是民众的“怨恨情结”——请回忆我在第二讲介绍的名著《嫉妒》。这本书的作者舒克是维也纳的学者，他的思路带有明显的维也纳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