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典阅读：

1.       劳伦.勃兰特 托马斯.罗斯基 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 赵扬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好书，难得！足足一个月时间，这部厚重的书陪着我，从咖啡馆到餐馆，从西湖畔到办公室，从电脑到另一台电脑，我只读这本书，只和这本书对话，只思考收录在这本书里的图表和曲线，然后，我一口气写了十几篇“中国问题评论”。参与撰写这部著作的四十五位作者，多是长期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以此著称于世的学者，其余的则是专研长期经济问题（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经济史）的重要学者。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英文版立刻引发好评，被认为“在未来许多年内将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地位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对国内的经济学家而言，又如这本书的中译者们指出的那样：“本书乃是到目前为止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最为成功的例证，亦是将中国经济改革这一命题纳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成功尝试。除此之外，本书各章也提供了各相关领域最详尽的文献索引，这无疑为其他学者的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最初引起我阅读兴趣的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预测2025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由罗斯基（T. Rawski）和珀金斯（D. Perkins）合作撰写，引人入胜，难以忘怀，以致多日反复查阅，意犹未尽，始读其余章节。同样地引人入胜，例如：第5章“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由王丰（我的老友）和梅森（A. Mason，我的老师）合作撰写；第6章“改革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由蔡昉、帕克（A. Park）、赵耀辉（我的北大同事）合作撰写；第8章“环境资源与经济增长”，由罗马赛特（J. Roumasset，我的老师）和王华（在世界银行工作）合作撰写；……。承担翻译工作的，是一群青年经济学家。我因核查数据，专与英文版核对，发现译文水平很高。或许，中译本的唯一缺憾是纸张太薄。这是一本750页的厚书，又是经典，目前的定价是86元。我认为应以更好的纸张印制，定价百元，不会影响销售。

2.       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其实，这本书所在的系列，每一本都可列为“新经典阅读”，只不过，是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经典。作为文史领域的外行，我们很难不低估作者为撰写这样一本小册子所费的时光。只要稍加浏览，不难发现，这里提供的资料和分析，相当宝贵，也相当冷僻，很容易吸纳研究者大量时间而且产出极少。作者（Joseph P. McDermott）执教于剑桥大学，专研宋明社会经济史，撰写了《剑桥中国史》宋代经济一章。

知识与情趣：

1.       瞿秋白《多余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市面流行这本书，与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有关。我们推荐它，另有一番理由。首先，随着国际和国内各类档案的解密，“后冷战时代”的党史专家们终于有可能更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了。近年来，新党史学派的论文和著作，几乎每一种都畅销。瞿秋白，作为中共早期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处决，他的“多余的话”，关于谁出卖了他的各种猜测及由此而发生的“项英杀妻”悲剧和1979年才撤销的周月林冤案，即使今天，如这本小册子的“编者按”所说：“《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供研究者参考。”这本书，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刊印的。瞿秋白，1919年加入李大钊和张申府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入党，1927年“八七会议”，他取代陈独秀主持党中央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多余的话》被广泛阅读，据此，他被确认为“叛徒”，墓地被红卫兵捣毁。瞿秋白的自述，典型地反映了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性格，这也是他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通例：“……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今天，我们懂了：“革命”和“玉石俱焚”大约是同义语。

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师专毕业后，邓曦泽在乡村小学当教师，参加自学考试，由“古代汉语”而渐入国学，在小学的图书室里自学，直到某一天，他被一项根本问题击中，开始“考研”。现在，他是四川大学的教师。他这部著作的格调是直率。他的研究纲领是：应当用中国学术及思想诠释西方学术及思想。以往的体用之争，错在以西方学术及思想诠释中国学术及思想，于是将原本不同于西方的表达与思维错误地导入西方独有的表达与思维之中。什么是西方独有的表达与思维？自柏拉图以来，我们知道，西方语言有“A是B”这样的句式，以这一句式表达的A其实遮蔽了性质B之外A可能具有的其余性质（C、D、E、……）。所以，以西学诠释国学，遮蔽了西学之外国学可能具有的其余性质（C、D、E、……）。为纠正以往的错误，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国学诠释西学，写文章务求符合“西学的A其实是国学的B”这样的句式。但是国学对于西学范围之内的许多事物，似乎毫无表达，因为我们并未创设这些事物，犹如我们创设的许多事物，西学亦毫无表达。所以，归根结底，相互的表达，要求中西对话，汤一介和乐黛云多年来努力鼓吹的“跨文明对话”。然后，如怀特海所言，只有表达了的，才可能被理解。于是，中西相互的理解，随着相互的表达，有了可能性。在邓曦泽的话语系统里，这一环节，我的理解，称为“公共儒学”，或儒学的公共性。邓曦泽努力鼓吹的，是“公共儒学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