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是在1920年前后，一位中国知识精英请求罗素从中国返回之后务必在即将撰写的小册子《中国问题》里揭露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三项恶劣品质：贪婪、冷漠、爱撒谎。后来，罗素这本小册子（1922年至1923年出版）果然列出了中国人的这三项恶劣品质。当然，他立即补充说明这是应了一位中国友人的再三要求。梁漱溟读了之后，为中国人辩护：中国社会是“家族本位”的，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友邻里热情且真诚，但是因为没有公共生活的习惯，中国人在家族之外可能表现出冷漠且不真诚。至于“贪婪”，可由许多因素导致。例如“小农经济”导致的节俭、吝啬、乃至贪婪，或至少在城市地区，“传统价值”的瓦解与正在崛起的“商业价值”，也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军阀混战、腐败丛生、巧取豪夺。不论如何，那位中国友人请求罗素列出的三项恶劣品质，大致就是图7暗影里的“小人”。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以“三纲五常”为规范。帝制时代结束，启蒙时代开始。民国时期的人际关系，理想状态是“君子之交”。年轻人是否成熟，在中国社会，主要判据是“防小人”的能力。

      至于当代中国为何“小人防不胜防”，远多于民国时期。我认为，首先是制度因素，我在与制度相关的文章里讨论过，此处不赘。仅就心理因素而言，假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暗影”必须向外投射才可宣泄心理能量，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小人”包围，从而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成为小人。也许罗素访问中国时遇到的那位友人刚好有这样的感受，才请求罗素揭示中国人的三项恶劣品质。

      我相信世界上有真君子，尽管极少。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不算是实证检验。沿着荣格的思路，一个人是“真君子”，当且仅当他的自我意识完全认同于图7的人格面具“君子”——自我意识与面具之间距离为零，心理完全是外倾型的。他以自己的人格面具为真实人格，他的任何行为只是“一任本心”而已。

      由于没有充分的实证检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是“君子”，只能是一个假说，与关于中国人格面具的其它假说并列，参阅：李亦园、杨国枢，1988，主编《中国人的性格》（台北：桂冠图书公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简体字版；Arthur H. Smith，1894，《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学苑出版社1998年，乐爱国和张玉华的中译本，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

      传教士史密斯1894年著作列出中国人的性格，依重要性排序于该书目录（我如果提供译文则附上英文原文和中译本的译文）：（1）保全面子，（2）节俭持家，（3）勤劳刻苦，（4）讲究礼貌，（5）时间观念弱，the disregard of time，漠视时间；（6）缺乏精确性，the disregard of accuracy，漠视精确；（7）善于误解，the talent for misunderstanding，易于误解；（8）善于间接表达，the talent for indirection，拐弯抹角；（9）灵活的原则性，flexible inflexibility，顺而不从；（10）理智的混沌性，intellectual turbidity，思绪含混；（11）神经不敏感，the absence of nerves，不紧不慢；（12）忽视外国人，contempt for foreigners，轻视外族；（13）缺乏公共精神，the absence of public spirit，缺乏公心；（14）心态保守，conservatism，因循守旧；（15）在习俗与舒适之间无差异（indifference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随遇而安；（16）生命顽强，physical vitality，顽强生存，（17）忍耐与坚韧，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能忍且韧；（18）满足且快乐，content and cheerfulness，知足常乐；（19）孝悌为先，（20）仁爱之心，（21）缺乏同情，（22）社会风波，（23）相互责任与守法，mutu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 for law，株连守法；（24）相互猜疑，（25）缺乏真诚，the absence of sincerity，缺乏诚信；（26）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polytheism，pantheism，atheism，多元信仰。

      史密斯在百多年前的观察，至今仍可借鉴。上列各项，最重要的是“保全面子”。然而追究“面子”的内容，表面上是“尊严”或“受人尊敬”，实质上仍是“人格面具”。在传统社会里，例如，是“君子”。在当代社会里，例如，是“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或“心智稳定性”和“心智灵活性”。

      在中国社会，人格面具更合适的描述是诸如“德”、“才”、“情”，以及其它基于常识的语词。例如，据我观察，常用于描述男性的语词，正面的如“恃才傲物”、“通情达理”、“老谋深算”、“忠厚朴实”，常用于描述女性的语词，正面的如“温顺”、“精明”、“豁达”、“聪慧”、“朴实”、“勤勉”。这些语词的每一个都是正端，量表的负端就是与之对立的语词。这些品质描述的，都是可以持久存在的人格面具。

      姑且从上列这些正面语词当中任选一个，例如“恃才傲物”，只要一个人在“恃才傲物”这一维度的得分足够高（即相对于数据库里的其他样本而言有更充分的社会承认），假以时日，习性形成，从童年到老年，“恃才傲物”就可能成为此人的一个面具。关键是，一个人的习性就是他的守护神。于是，一个人，在某一历史情势里，有某一特定的命运，因为恃才傲物。

      根据图7，或可推测，任一面具都有自己的暗影及暗影投射。此处应当指出，“ego”（自我意识）的基础是身体，因此，自我意识是具身的。也因此，有与自我意识对立的他者——其他的身体及其自我意识。另一方面，“Self”（原我）不需要有身体，因此，原我是“精神的”——荣格使用的语词“Psyche”，既可译为“心理”又可译为“精神”。也因此，据我理解，荣格相信原我之为精神是可以包容一切个体的。

      当一个人心理正常时，他的面具就将一切不能与之相容的个人品质抛入他的暗影里。而且在遇到合适的他者时，将这些个人品质投射到他者身上。暗影里的品质也可投射到他自己身上，形成“多重人格”。当面具与暗影之间足够强烈地不能相容时，多重人格成为一种心理障碍。例如，当官僚体制的弊端充分主导人们的行为时，生活在这一体制内的人就必须有多重人格。一方面，他是“君子”。另一方面，他是“小人”。在不同场景，他扮演不同角色。普通人也如此，例如，他在家里扮演“丈夫”的角色，他在学校扮演“教师”的角色，他在商场扮演“顾客”的角色，他就医时扮演“患者”的角色，……。场景变换，他的各种角色随之转换。如果他有“人格障碍”，他也许很难从某些场景的角色转换为另一些场景的角色。尤其是当上一角色与下一角色之间强烈地不能相容时，他的人格障碍可能成为“人格分裂症”。

图8. 截图取自：V. Walter Odajnyk，2012，《Archetype and Charactr --- Power, Eros, Spirit, and Matter Personality Types》（原型与性格——权力、爱欲、精神、物质，人格类型）。此处显示的人格类型，由“权力”机能主导，辅以“精神的”（Pneuma）和“物理的”（Physis）机能，而“爱欲”（Eros）受压抑并沉入“无意识”（unconscious）。

图9. 根据 V. Walter Odajnyk，2012，《Archetype and Character --- Power, Eros, Spirit, and Matter Personality Types》，丁丁手绘三维框架示意图：左端，“物质/感官”；右端，“精神/直觉”；前端，“爱欲/感受”；后端，“权力/逻各斯/思考”；上端，“外倾”；下端，“内倾”。注释（1）：荣格分类中的“整体感受”可由爱神厄洛斯表达，他是整体感受的原型。荣格的“思考”在这里可由阿德勒的“权力”表达，“逻各斯”是权力的原型。荣格的“感知”由欧达尼克的“物质”表达，“发生着的物质”是感知的原型。荣格的“直觉”由欧达尼克的“精神”表达，“灵魂精神”是直觉的原型；注释（2）：每一主导类型的辅助机能又被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种。例如，权力主导型的辅助机能可以有“主要是精神的”和“主要是物质的”，爱欲主导型的辅助机能可以有“主要是精神的”和“主要是物质的”。注释（3）：古希腊的爱神，Aphrodite（阿芙罗狄蒂）是女性，Eros（厄洛斯）是男性——即欧达尼克引入的“爱欲”。雅典早期的“厄洛斯”密教，后来融入了“阿芙罗狄蒂”密教。

      据我观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他们的人格面具之间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虽然，如图7所示，他们的自我意识与暗影之间也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一个人的责任与权利，是塑造人格面具的主要因素。一个人的先天遗传（包括“表观遗传因素”）与后天教养（家庭的、社会的、文化的），是塑造人格面具的另外一类主要因素。

      以古典价值为基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求真”—— Jordan Peterson 最强调这一命题。相对而言，印度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求美”，而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求善”。

      生活在一个“求善”的文明里，我们对“真”缺乏重要性感受（参阅我的文章“我们为何不宽容，兼答陈嘉映教授”）。也因此，我们喜欢“演戏”，我们相信“人生如戏”。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毫无障碍地随着场景而转换自己的人格。可以认为，“戏”是中国人文化意识的核心内容，隶属于林语堂所谓“艺术的人生”。中国人习惯于“戏”，因而很少“当真”。人生如戏，故而人生是喜剧的。人生求真，故而人生是悲剧的。

      出生于乌克兰的捷克裔美籍荣格派“政治心理学”（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教授欧达尼克（V. Walter Odajnyk，1938-2013）晚期作品的2012年英译本《Archetype and Character --- Power, Eros, Spirit, and Matter Personality Types》（原型与性格——权力、爱欲、精神、物质，人格类型），试图整合荣格与阿德勒的心理类型学说，图8，他将基于量表的人格类型植入于荣格的原型心理学。欧达尼克的重新表述，图9，“权力-爱欲”维度，与荣格的“思考-整体感受”维度相比，似乎更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

      参照欧达尼克对荣格的重新表述，当代中国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许多都有“权力主导型”的人格特征，而在这些权力主导型的人当中，据我观察，只有极少数有“主要是精神的”辅助机能，其余的人则有“主要是物质的”辅助机能。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女性，虽然有上一世纪“百年革命”的影响，仍有不少人是“爱欲主导型的”，她们当中，不少人有“主要是精神的”辅助机能。此外，当代中国还有许多神秘主义者，女性居多，他们的人格类型应当是“精神主导型”的，至于两种辅助机能，可能“主要是爱欲的”，也可能“主要是物质的”。

      记住，欧达尼克列出的人格特征既是原型表达也是人格面具。因此，例如，在权力主导型的中国人当中，“保全面子”的努力旨在维系自己的权力。欧达尼克指出：Power oriented individuals invariably make enemies. In fact, they look for enemies as a way of defin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standpoint. A certain amount of paranoia, therefore, is a predictable aspect of power, serving both an identifying and defensive function. Paranoid purges, consequently, are inevitable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 But most of the time, once identified, the enemy is the target of every conceivable negative projection. Power oriented individuals, with their undeveloped Eros, are, in fact, prone to prejudice and negative stereotyping. Also, for Power types, friendly feelings toward others and close 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re periodically subject to tests of loyalty. In conclusion, cultures and individuals dominated by the archetypal motivation of Power will emphasize, in both thei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ives, the values of self-control, domination, will, authority, discipline, loyalty, law and order. 我的译文：以权力为导向的个人总是会树敌。事实上，他们寻找敌人，这是他们界定自己及自己立场的一种方式。因此，特定程度的偏执狂是权力主导型人格的可预测的表征，既服务于识别功能又服务于防御功能。如偏执狂一般清洗自己的敌人，于是，成为极权主义政治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多数时候，敌人一旦被认定，就成为一切可想象的负面投射的目标。权力导向的个体，由于他们的爱欲机能发育不良，事实上，很容易形成偏见与负面的刻板印象。此外，权力主导型的个体对他人的友好感情以及亲近的或私己的关系，周期性地接受忠诚度的检验。总之，受权力原型的动机支配的文化和个人将在其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强调自我控制、统治、意志、权威、纪律、忠诚、法律和秩序等价值观。参阅：V. Walter Odajnyk，2012，《Archetype and Character --- Power, Eros, Spirit, and Matter Personality Types》，第2章。

      与权力原型相反的原型是爱欲原型，欧达尼克的定义是这样的：Although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Eros is seen in personal and human terms as love, it is primarily an abstract and cosmic principle. As I will be using the term, Eros is the force in the universe that seeks union, not through domination, will or control, but through connection or relation. One should keep in mind, however, that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can be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for conflict is also a connection. 我的译文：尽管大众想象里的厄洛斯在私人的和人类的意义上象征着爱欲，但厄洛斯首先是一种抽象并且是宇宙原理。我将在下面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厄洛斯是宇宙中的这样一种力量，它寻求联合，不是通过统治，意志或控制，而是通过关系或连接。然而，人们应该记住，联系和关系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因为冲突也是一种联系。参阅：V. Walter Odajnyk，2012，《Archetype and Character --- Power, Eros, Spirit, and Matter Personality Types》，第2章。

      在爱欲主导型的中国人当中，“保全面子”的努力，旨在维系情感关系。尽管，这些情感关系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事实上，欧达尼克的观点是，厄洛斯总是倾向于保守主义，因为他的功能在于补偿逻各斯的创造性。

      原型只能通过意象获得表达，这是关于荣格原型学说的常识（《荣格全集》第十八卷第1589节有明确解释）。欧达尼克的人格类型是基于荣格原型的，这些原型必有自己的意象表达，这些“象征符号”通常出现在神话或梦境里。我认为，这是欧达尼克的人格类型不同于心理学量表人格类型的关键环节。可是，欧达尼克似乎并未提供关于这一环节的详细记录，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基于心理学量表的人格类型与荣格的心理类型是否有本质差异。

      此处，我抄录最新出版的《人格理论》教科书：Psychologists differ among themselves as to the meaning of personality. Most agree that the term “personality” originated from the Latin word persona, which referred to a theatrical mask worn by Roman actors in Greek dramas. These ancient Roman actors wore a mask (persona) to project a role or false appearance. This surface view of personality, of course, is not an acceptable definition. When psychologists use the term“personality,” they are referring to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role people play. 我的苹果笔记本里“欧陆词典”译文：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含义存在分歧。大多数人都同意“个性”一词起源于拉丁语persona，指的是希腊戏剧中罗马演员戴的戏剧面具。这些古罗马演员戴着面具（角色）来投射角色或虚假外观。当然，这种表面的人格观不是一个可接受的定义。当心理学家使用“人格”一词时，他们所指的不仅仅是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参阅：Gregory J Feist, Tomi-Ann Roberts, Jess Feist，2021，《Theories of Personality》10th ed。

      荣格在《回忆、梦、思考》第3章描述了他中学毕业选择专业时的一个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吓坏了我也鼓舞了我。梦中我身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时值黑夜，而我则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到处飘飞。我把两只手作成杯状来护一盏小灯，而这灯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一切均取决于能否保住这盏小灯使之不灭了。突然之间，我觉得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走近。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硕大无朋的黑色人影正跟在我后面。但与此同时，尽管我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还一定得保住我这盏小灯，以便度过这个狂风之夜。我醒过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洛肯峰的鬼魂”，亦即我自己的影子在我带着的这盏小灯的灯光照射下投放在飞旋的浓雾上而形成的。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惟一一盏灯。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拥有的惟一财富，而且还是最大的财富。相比起来，与黑暗的威力相比，这盏灯虽然显得无穷的小和脆弱，但它却仍然是一盏灯，我的惟一的灯。这个梦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那提灯者，而第二人格则像一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任务是护住那灯并不要回过头去瞧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个为一种不同的光所照耀的一个禁止人们涉足的一个王国。我必须迎着风暴前进，而后者则尽力要把我推回到无穷黑暗的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那里，除了背景中各种事物的表面之外是什么也意识不到的。……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王国之光便以一个硕大无朋的影子显现出来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想法确实不是某种我会自发地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以前对我来说是无法解释的事情——特别是以前每当我间接提到使人会想起内心王国的任何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掠过显得尴尬和疏远的冰冷阴影的神情。

      这就是我在解释图2时使用的“暗夜执烛”譬喻之最初来源。它对我的启示在于，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能保护他的自我意识之理性烛光，也就无法探索他的“原我”之幽暗森林。所以，当荣格呼吁西方人实现“个体化”的时候，许多中国人甚至还没有“个体”呢。点燃“暗夜执烛”的这一微弱烛光，前提是对我们自己的心理传统保持批判性。如荣格所言，西方心理学植根于以康德为代表的批判哲学传统之内（《荣格全集》第十一卷第759节荣格为《西藏度亡经》撰写的心理学评论），于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东方没有心理学。

      据我观察，当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也许超过80%，缺乏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究其原因，我写过不少文章论证，主要由于我们的教育传统。首先是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囿于这一体制，求取功名的人很难批判性地思考诸如“语、孟、学、庸”这样的经典著作。其次是当代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囿于这一体制，功利导向的学生们，与其批判性地思考教科书表述的各类原理，不如研究各类考题及其解答思路。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利于批判性思考习惯的形成。

      如果群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个人并未获得“个体”意识，典型如“朝鲜”，那么，绝大多数人的意识就只是“集体的”或被“集体意识”主导的。从而，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就更常通过投射为“外物”然后将外物加以“人格化”而获得表达。此处的“外物”，日月星辰山川风雷、动物和植物，在原始人的信念系统里都可被人格化。关于原始人的心理，可参阅《荣格全集》第十卷，第一部分第三章“原始人”。荣格在这篇文章里也描述了现代人的心理投射（参照图7）：Psychic projec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est facts of psychology. … Everything that is unconscious in ourselves we discover in our neighbor, and we treat him accordingly. We no longer subject him to the test of drinking poison; we do not burn him or put the screws on him; but we injure him by means of moral verdicts pronounced with the deepest conviction. What we combat in him is usually our own inferior side. 我的译文：心理投射是心理学最常见的事实。……我们从邻居那里发现我们无意识里的每一种事，并且给他们相应的对待。我们不再用诸如饮鸩、火烤、钻孔这类方法来考验他们；但我们基于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而宣读的道德戒律来伤害他们。我们与邻居的战争通常就是与我们自己低劣方面的战争。

      欧达尼克的“权力”原型可投射为诸如“太阳”这样的外物，太阳的人格化，称为“父亲”（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与“权力”原型对立的“爱欲”原型（厄洛斯），可投射为诸如“大地”这样的外物，“大地”的人格化，称为“母亲”（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因此，如果出现诸如“日蚀”和“地震”这样的异象，集体意识就会期待皇帝（集体的父亲）或皇太后（集体的母亲）作出相应的忏悔（“罪己诏”）。也因此，司马光《资治通鉴》格外重视汉代帝王与异象之间的密切关系。

      大致而言，当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这一短语最初的意思是对“意识”做形态学分类，介于荣格阐述的原始人的与现代人的之间。只不过，由于中国文化意识的核心是“求善”从而中国文化无意识的核心是“邪恶”，因此当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倾向于将集体暗影里的“邪恶”向外投射。明代以来的数百年间，我们有许多关于“洋人”邪恶的传言，从“叫魂”到“耶稣会阴谋”，不绝于耳。最近几十年，随着“君子”人格面具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逐渐沦为“伪善”，当代中国人才逐渐有了荣格所说的“个体”意识。个体意识的觉醒，堪称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事件”——尽管仍是少数人的。晚近几十年，这样的心理事件，常以“反潮流”为外在表征。所谓“知识分子”，心理学的定义，恰如福柯所言，就是对主流社会持永恒的批判姿态。

图10. 根据 Jordan B. Peterson，1999，《Maps of Meaning》（意义的地图）“全书摘要”，我手绘的示意图。

      就上述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而言，心理类型及外化的人格类型，仅对个体意识觉醒了的中国人，才有意义。例如，荣格自传里关于他自己的（面向外在世界的）“第一人格”与（面向集体无意识的）“第二人格”的描写：从第一人格的眼里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落落寡合、天分中等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气质且态度暧昧，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其本质的最深处是个隐士和蒙眛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是一种困难的和吃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第二人格是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格的；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了、在活着、死了，集一切于一体，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幻觉。关于他自己虽然无情地清楚，他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厚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被包含在他里面而被湮没了，这就恰如反过来，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是一个内里一片黑暗的区域一样。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均像掷到世界的边缘上空的一块石头，最后只能毫无声息地掉进那无穷的黑暗之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处于统治地位，其情形恰如一处王宫的那些宽敞的大厅，其高大的窗子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风景洞开着一样。在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连续性，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的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与其环境并没有真实的接触点。读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我看到，荣格认为第二人格不仅存在与他内心，也存在于他母亲内心，而且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只不过，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追逐外物，无暇注意内心。

      仅当个体意识觉醒之后，图10，自我意识才踏上“英雄之旅”。对于像荣格分析的席勒那样的内倾型的人来说，英雄之旅旨在探索内在的未知世界（同时也是向外的探索）。对于像荣格分析的歌德那样的外倾型的人来说，英雄之旅旨在探索外在的未知世界（同时也是向内的探索）。探索未知的人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如图10所示，因为他从阳光照耀的已知领域出发，下降到幽暗大地的深处，经历多重考验，最终返回人间。这是一切英雄史诗（包括苏美尔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参阅：坎贝尔《千面英雄》（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译本）。

      我摘录菲尔•柯西诺1990年为坎贝尔自述《英雄之旅》（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中译本）写的“前言”：生命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加以实践的奥迹。世间不再有神圣的东西了吗？我们如何区分伪善与崇高？对于现代生活中的幻灭，约瑟夫•坎贝尔独特的反应是：找到你生命中真正的激情，追随它，沿着不是路的路前行，……。

      根据坎贝尔的解释，“英雄”之所以被称为英雄，因为他承受的苦难不仅是个体的而且具有整体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英雄以天下为己任。坎贝尔《千面英雄》论证英雄神话的三阶段：（1）英雄从日常的世界勇敢地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区域；（2）在那里遇到了传奇般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3）英雄带着这种力量从神秘的冒险之旅中归来，赐福于他的人民。

      我检索《荣格全集》，“hero”（英雄）出现了五百多次，尤其是第五卷《转化的象征》。其中，应视为对坎贝尔英雄神话三阶段最重要补充的是这样一段文字：The shadow becomes fatal when there is too little vitality or too little consciousness in the hero for him to complete his heroic task（当这位英雄的意识或生命太弱以致无法完成他的英雄使命时，暗影就成为致命的了）。In actual psychic experience the mother corresponds to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the son to consciousness（母亲在现实的心理经验中对应于集体无意识，并且儿子对应于意识）。于是，为完成使命，这位英雄必须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新的能量，前提是，他必须直面集体无意识里的暗影。

      直面自己的暗影——为了重生，这是英雄之旅的核心议题，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荣格指出：The hero is a hero just because he sees resistance to the forbidden goal in all life’s difficulties and yet fights that resistance with the whole-hearted yearning that strives towards the treasure hard to attain, and perhaps unattainable—a yearning that paralyses and kills the ordinary man. 我的译文：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只因他从人生全部困难中看到使他欲达目标不可能的阻力但仍全心渴求与这一阻力斗争，这一冲击旨在获取那难以企及的财富，也许是不可能企及的，这样一种渴望足以使常人瘫痪并死去。

      生活在三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双重历史性，我们每一个人潜在地具有“英雄情结”——尽管能力不足却不愿走（而且往往不能走）前人走过的路。

      在探讨中国人的心理类型之前，我必须指出，《荣格全集》第六卷“心理类型”的最后一部分（“类型的一般描述”）显然带有针对弗洛伊德的偏见，因此需要批判地阅读，而且需要提出理论修正。例如，荣格在讨论主体对待客体的两种基本态度（外倾的和内倾的）时指出，这两种基本态度在人群中似乎是随机分布的，故而可推测与社群及文化传统无关。然后，荣格建议使用“K-r”生物学模型（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这一模型描述了生物的两种繁殖方式：在“r”这一端，典型的繁殖方式是鱼类产卵，即便存活概率极低，也可繁衍数量足够继续繁衍的后代；在“K”这一端，典型的繁殖方式是哺乳动物的，母代生育少量但却是精心养育的子代，从而这些后代获得足够继续繁衍的能力。被荣格确定为心理外倾的弗洛伊德，是在“r”这一端的。荣格是心理内倾型的人，属于“K”这一端。顺便指出，中译本《荣格文集九卷本典藏版》这一章的译文可谓“错漏百出”，尤其此处，译者不知道“K-r”生物学模型，于是胡编乱造了一段译文。《荣格全集》第六卷第559节在此处的原文是（括号内是关键性短语的正确译文）：The one consists in a high rate of fertility（高的生育率）, with low powers of defence and short duration of life for the single individual; the other consists in equipping the individual with numerous means of self-preservation plus a low fertility rate（低的生育率）。请读者对照《荣格文集典藏版》的译文：一种是伴随着防卫和个体自保能力的相对低下，其机能则不断丰富；另一种则是与相对无意义的机能相对应，个体自我保护的手段日益多样化。

      远比荣格建议的“K-r”模型更为公允也更为贴切，我建议的生物学模型（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是“BIS/BAS”——行为抑制系统/行为激发系统。从最简单的细胞到诸如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这两类系统无处不在。由此可推测，内倾型的心理活动是由BIS主导的，外倾型的心理活动是由BAS主导的。

      根据《荣格全集》第六卷第583节至589节关于“外倾思考型”的分析，外倾的思想者喜欢寻求统一的大理论或拯救世界的理想主义（受到他们无意识里的整体感受机能的影响），同时对自己内心的感受缺乏理解（例如不注意培养友谊）。据我观察，接受了严格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当中，很多是这样的类型。写至此处，我想起杨小凯在留美经济学会通信里坦陈自己的整体感受：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反动。艺术家和文学家，大多应当是整体感受型的，典型如王元化。他还有相当程度的内倾心理，也就是说，他是“内倾整体感受型”的人。因此，他常提醒我注意普遍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危险。我的这些推测，必须假设一个人的职业是他主动选择的而不是他被动接受的。仍是我的观察，许多经济学家擅长统计方法并据此立足，他们当中，很多是“外倾整体感受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感受服从于统计学想象的公众感受，并因此而特别适合成为公众的代言人。此外，荣格认为整体感受机能是女性的优势，故而女性心理更可能是整体感受型的。极少数的人，荣格指出，是“内倾思考型”的。我注意到荣格描述的两种基本态度与四种心理机能，就他的临床观察而言，绝不像抽象概念的组合那样具有对称性。

图11. 我于2018年手绘的示意图。

      与外倾思考型的人相比，内倾思考型的人更富于反思。例如，当我浸淫于经济学思想史研究时，图11，我注意到经济学思维与思想史思维，二者之间有全面的冲突。反思的涵义，最初，其实就是“思”的涵义。可是，由于科学主义已经是我们时代的流行病，我们不得不将“反思”定义为关于“思考”的思考。

      反思的人，倾向于返回他关于历史和思想的重要性感受。也因此，他倾向于建构更深刻的理解框架。荣格的临床观察是，当外倾思考型和内倾思考型发展为各自的极端情形时，就出现彻底唯物论的和彻底唯灵论的两种思维模式。在一个极端，彻底的唯物论将精神现象还原为细胞的活动。在另一个极端，彻底的唯灵论将物质现象感受为灵性的活动。

      另一个罕见的类型，是“内倾的感官感觉型”——我特意将“感觉”机能写为“感官感觉”机能，这样可以明确区分“整体感受”与“感官感觉”。荣格认为，思考机能和整体感受机能都旨在作出“判断”，所以，它们都是理性的机能。另外两种机能——直觉和（感官）感觉，被荣格归入“非理性”的机能。根据荣格的临床观察，喜欢追求物质享乐的男性更多是外倾感觉型的人，另一方面，企业家和政治家更多是外倾直觉型的人。根据我在中国的观察，优秀的厨师通常是外倾感觉型的人。内倾的感官感觉型之所以罕见，因为，感官感觉当然是指向外部世界的，而内倾感官感觉型的人总是在自己的感官感觉与自己的内心情感之间纠缠。

      最新出版的人格理论教科书（Gregory J Feist, Tomi-Ann Roberts, Jess Feist，2021， 《Theories of Personality》10th ed）将荣格的学说、弗洛伊德的学说、阿德勒的学说，都归入“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 theories）。另一方面，“大五”人格模型被归入“心理静力学”（dispositional theories）。其实，相由心生，命随心转。这正是“人格面具”的性质，尽管人格不容易改变。在各种人格理论当中，我认为只有心理动力学才是正确的思路。基于演化学说的各种人格理论，试图以遗传学这样的演化理论解释人格，过于简约。诸如“大五”模型这样的人格理论，只能对人格面具加以分类，过于肤浅。诸如马斯洛模型这样的人文主义的思路，又过于高远。最后，认知行为的思路，过于细微，见木不见林，而“身、心、灵”是一个整体。关键是，在心理动力学诸家学说当中，我的判断是，沿着荣格的思路，当然只是参照，我们最可能揭示中国人目前的深层心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