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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

与佛教相比,我深感孔子之教更亲切。孔子之教,经宋儒整理,“语孟学庸”,以《中庸》最为核心。我的工具书里,李伯钦 2020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 精注全译 全八册,截图九张,前六张是“导读”、正文及注释、今译。后三张,我选择应对乱世的基本原理,足可与大乘佛学的核心原理相提并论,或更高明,仅此三项,以窥孔子学说之一斑。

2022年7月1日:

刘东让弟子找到他的书的电子版,发给我,并补充文字:理学家在宋代不受待见,是到了元代才被推崇的,然后清朝的统治者又特别喜欢,换句话说,是蛮族入侵者特别喜欢理学,因为这种被无限理性吹嘘出来的社会等级秩序,太有利于他们的野蛮统治了。

再看冯友兰《贞元六书》里的这一节,因为标题很醒目,我认真去读了。可是,他开篇要阐释的原则是“势所必至”而“理有固然”。他表述的这一核心命题,与金岳霖《知识论》表述的核心命题截然不同,金岳霖的表述是:“理有固然而势无必至”。甚至不必论证,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读者都会同意金岳霖的表述,精妙而贴切。反观冯友兰的论证,就颇觉可怜,费力不讨好,最终还是逻辑不通。说实话,这学期备课,与去年为E20讲课内容迥异,我才请E20的张力找到《贞元六书》。此书素有盛名,是冯友兰哲学的新发展。啊哈,不咋地。初步判断,金岳霖悟性远高于冯友兰。金岳霖说:如果我们分现实为理与势,以共相底关联为理,以殊相底生灭为势,则理虽有固然而势仍无必至,理只是势底必要条件而已。随后见到,刘东在我朋友圈留言,仍是两字:开悟。

2022年7月2日:

读《资治通鉴》特别烦躁,因为旧史的取材遵循“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司马光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臣光曰”,大多是君君臣臣之类。读到魏晋,公元305年,我放弃了司马光,改读太虚大师全集,遇到那个令人不快的第六节,于是放弃太虚佛学,徘徊几日,于各类作者之间。昨天遇到吕思勉,1884年生于常州,家境殷实,吕思勉五岁读史,七岁读《日知录》及《二十四史纲鉴》。早年深受梁启超影响,在商务印所撰写新史。1924年发表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使用的是文言文,不适合白话文运动。稍早,于1923年,他有一本《白话本国史》,被认为是第一部中国通史,新史的阅读感受远超旧史,吕思勉借助《天演论》重写中国历史,不再承认三纲五常价值体系,读来畅快。这里贴的图,是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出版于1940年(上编)和1944年(下编)。这两编的内容有趣,上编其实是中国文化史,下编其实是中国政治史,充分反映吕思勉治中国通史的重要性感受。史学四大家的“二陈”,陈寅恪兼得三世家学渊源及游学各国的西学训练,陈垣是广东人,早年反清革命,当选为国会议员,住在北平期间,接管溥仪之后的故宫,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长。不过,二陈都没有写通史。钱穆和吕思勉,四大家当中写了通史的两位。钱穆写中国历史,可能因为是抗战时期,含情脉脉,爱屋及乌,普通人指为缺陷的,他常要辩护一番。吕思勉写白话国史,“启蒙”是第一要务,“救亡”的主题还没有出现。故而读他的通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仍引经据典,不失规范。我是外行,我认为,读钱穆《国史大纲》,同时读吕思勉《中国通史》,可谓“相互解毒”。

吕思勉的《三国史话》发表于1943年。这本书的目录及开篇,与司马光写三国乱世相比,格调迥异。

2022年7月3日:

听吕思勉的新式史书,也还是有疑问。我感觉他虽然读书极广且于中国历史有独特的敏感性(他说是基于常识的历史感),但毕竟是民国早期的史家,参照的是那时的思想与社会,与我现在的参照系,相去甚远。我希望中国的史家提供一幅心智地图,我2012年手绘的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史心智地图,收录在我2014年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这样一张图,苹果iPad当时最好用的绘图软件,今日显得很可怜,那时即可绘制这幅图示,一目了然,读图的细节,例如右下角,也寓意深远,于主流之外见出隐流的重要性。所以,读了许多国内史家的著作,我仍怀念张荫麟。如他不早逝,也许后来仍不能生存,但还是可以写完他的《中国史纲》,例如,他临死时研究的宋史,今天也可大放光明。总之,少了这一位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史学天才,不知何日可见到另一位!不由想起那位开普勒的感慨:上帝等候了悠悠数百年,只等我下笔,在我停笔之后,上帝不知又要等多少世纪。好在开普勒写出三大定律之后,上帝没有等候另外五百年,牛顿就出现了。张荫麟37岁病逝于1942年,现在我仍看不到国内史家哪一位是天才,也许本世纪也看不到,也许这个时代是“天才荒”的时代,那就要等数百年啦。

傅斯年创建中科院的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意在推动“为历史的考古学”。我在朋友圈写读史随感,开篇曾提及我的感受:由考古学转而写中国历史的人,其历史叙事可信。当时我推荐了许倬云的著作,今日读傅斯年全集第3卷,发表于1934年,“夷夏东西说”,觉着他的考证精彩。又读上海大学副教授朱渊青2019年为(蓬莱阁典藏丛书)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写的“导读”才知,傅斯年成立史语所的初衷就是要在考古基础上重写中国历史。但是傅斯年原文充满考据,冗长,不适合贴截图在朋友圈。我找来何兹全(何芳川的父亲)为傅斯年这部著作写的长篇序言,截取他概述的傅斯年这篇文章要点。可见,许倬云《万古江河》上古史的叙述,来自傅斯年这篇文章。不过,我仍喜欢许倬云的这本书,因为有许多精美的示意图,强化记忆,远超文字。想到图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核心重要性,不仅又回去读皮尔士的哲学,以及,1997年关于皮尔士“存在主义图论”的会议文集,其中也有 Rudolf Wille 那篇著名的“概念格”文章。

何兹全15岁参加北伐,他的儿子何芳川也是历史学家,病逝前是北大的副校长,邀请林毓生来访时,大约在十几年前。何兹全的序言还概述了傅斯年的另两篇文稿,这些文稿都是他关于中国民族与古代史的书稿局部。此外,何兹全说傅斯年1927年在中山大学创建史语所,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时,史语所并入中研院。一边读何兹全这篇序言,一边感觉他对傅斯年的了解远超国内对傅斯年的介绍。果然,读了这篇序言结尾“赘言”才知傅斯年是何兹全的恩师。读了之后,我很认同何兹全对傅斯年的这些批评。当然,我是外行,很容易受内行之间相互评论的影响。

2022年7月4日:

中共以“革命党”的身份活了二十八年,以“执政党”的身份活了七十三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如何转变自己的社会职能,这是我所谓“中共基本问题”。我十几年前应邀为东北财经大学校党委讲党课,主要就是讲解“中共基本问题”。毛泽东自己深切地知道这是他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他在回答老师黄炎培的询问时,信心满满地说,我们现在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定律”,和毛泽东的回答。但是,似乎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在1956年接见某党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找到了一套方法,可以解决官僚化问题。他的描述,就是让人民自下而上地公开批评党政领导人。十年后,他发动了这次政治实验,然后,他临终前,1976年,也是根据《毛泽东年谱》的一个脚注,叶剑英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复述的毛泽东“游泳池遗嘱”,当时在游泳池旁边的还有王洪文和汪东兴等人。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我在捐献刘导生收藏的1948年毛选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介绍了,杨奎松也在场,他是紧接着我发言的。根据游泳池遗嘱,毛泽东告诉王洪文和叶剑英等人,他这一辈子做对了两件事,就是把日本鬼子赶走了,并且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了。还有两件事,他认为反对的人很多,其一就是迟迟未能解放台湾,其二,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他指着这些接班人说,你们要解决,如果不在和平年代解决,就要在血雨腥风中解决。可见,他深觉文革实验没有成功。其实,执政党是由社会大众养活的,而不是由国家养活大众。所以,朱镕基稍后要解决“工人下岗”这一难题,由马洪提供了理论根据。国有部门的工人是国家养活的,不养活就不对,这是社会大众的身份幻觉。刘导生收藏的1948年毛选,有一篇文章,毛泽东写于1947年底,标题是:全党用两三年时间学会做经济工作。东北局是党培养经济干部的黄埔军校,所以,1947年初,毛泽东将刘少奇和彭真调回华北,由林彪和高岗主持东北。林彪是井冈山时期的亲信,东北是中共成为执政党之后的工业基地,毛泽东是这样想的吧?可是,执政党直到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才“学会做经济工作”了,那就是全党都要开放,向市场经济学习如何做经济工作。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恰好是“革命党”放弃了自己身份幻觉的产物。

继续读傅斯年1934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略去冗长的史料引文,他的核心命题是:商代起源于东北(渤海),沿古代的济水逐渐向西南扩展,夏代起源于西南(河套地区),黄河多次改道之后,入海口在黄海,但古代在渤海,顾颉刚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绘制了古代黄河入海口。所以,商汤打败夏桀,就是东海的夷族征服了河套的华夏。许倬云2006年发表的《万古江河》,复述了傅斯年考证的这一命题。傅斯年长篇引述的史料还包括朝鲜正史记载的“朱蒙”神话,与韩剧《朱蒙》里的主要人物(金娃、带素、朱蒙、柳花、……)完全一致,与《诗》“商颂”的神话大约同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傅斯年发表这篇文章时,1934年,由他在史语所直接主持的殷墟考古工作已达高潮,次年,1935年,傅斯年与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法兰西学院汉学院士)亲临现场,那次参加殷墟考古的人数多达三百。随后,日寇入侵华北,殷墟考古只能停止。武王克商之后,箕子避难朝鲜。傅斯年判断,假如商王朝没有长期经营朝鲜半岛,箕子很难到那里去生活。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也想“乘桴浮于海”,到东夷去生活。何兹全介绍傅斯年的文章“周东封与殷遗民”考证燕齐鲁宋皆殷商后裔。鲁宋之儒、齐燕之神仙,五行之说流行天下,却都是殷商的文化遗产,许倬云《万古江河》也说,周朝东封的时候,通常是由周的贵族与商的后裔一起去封国,外带一批工匠,周的贵族居住在城里,称为“君子”,商的后裔居住在城外,称为“野人”。后来孔子说“三年居丧”的习惯来自野人而不是来自君子,傅斯年在这篇文章里就解释清楚了。孔子“梦奠两楹”之后七天去世,可见他“潜意识”里始终徘徊于商代与周代之间。傅斯年这篇文章之所以长篇引述朝鲜史记以及吉林境内出土的好太王碑的碑文,他可能有所推测,长白山是三条河流的发源地,是高句丽的起源地,是满清的起源地,可能还与殷商早期的起源密切相关。至少,他认为,殷商在五百多年的统治时期,早已征服了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分,即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在朝鲜半岛包围的地区,仍是顾颉刚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此处联想到前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培养的中国考古学博士郭静云女士(她嫁给台湾的郭教授故取名郭静云)谈到商代与夏和周的考古差异时推测殷商的人种可能不是中国的人种,因为殷商墓穴出土的文物及骸骨都太过残暴。她的推测,不同于民国初期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早已被否证的命题:仰韶文化源于西亚。郭静云的推测让我想到五千年前横行于欧亚草原台地走廊的颜那亚人,2018年由哈佛古基因学项目确认欧洲原住民男性皆被杀光,故而今天欧洲人的基因完全由颜那亚人的基因主导,颜那亚人残暴嗜杀,这些游牧族群使用青铜武器,很可能也是后来匈奴人的基因先祖。郭静云考证,殷商族群嗜杀且使用青铜武器,与夏和周的遗存迥异。回到许倬云的这本书,大陆版应当很晚,例如2019年。因为晚出,故而我周围许多朋友都读过。

何兹全这篇序言介绍傅斯年这一段有新意:殷商文化乃中国文化之正统。傅斯年对这一命题表示同情或有认同的倾向。其余八图,傅斯年考证夏代的遗迹,今日读来也有启发。

讲课有两个基本思路:(1)讲故事,说历史;(2)画图,数学分析。这两个思路各有利弊,应按照学生情况加以调整。诸友手里的书,就是“试读本”,画图分析很多,讲故事说历史很少。我因为缺乏观察,不晓得这个班级的思维状况,只能先绘制心智地图。求其通俗,故而开篇就是“说历史”。其实,历史最难说清楚。诸友不妨浏览我最近两个月的朋友圈,哪里有清楚的时候呢。能讲清楚的,当然是画图和数学分析。但普通人不喜欢数学,也不喜欢曲线之类。我写的授课大纲,第一段早已写给你们了:标题的展开就是课程:1)中国社会,2)转型期,3)经济学原理,4)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讲清楚的,是“经济学原理”。我写的“试读本”,试图讲清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

2022年7月5日:

继续读傅斯年的文章,这篇发表于1930年,他论证姜之为姓氏,与羌之为民族,二者渊源极深,最初应当就是同一起源。只不过到周代,这是王国维更早一篇文章(殷周制度论)的总结,即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因为周代强化“同姓不婚”的制度。久而久之,“姓”字就带了“女”字旁,并不是因为母系社会的缘故,只是因为有严格的同姓不婚的制度。殷商时期,这一制度不严格,故姓与氏的文字表达不必都有“女”字旁,常有“人”字旁。例如,姜与羌,前者表示姓,后者表示族裔。傅斯年考证二者的发源地相同,后裔迁徙至山东的是姜姓,后裔滞留在塞外的是羌族。

亚来总是在早晨与我对话,这次讨论我的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他引述我的博客文章:凡有预先界定的搜索领域,就称为“狭域”的。这一性质,也称为算法的“域专有性”(domain specificity)。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是狭域的,因为它预先设置“约束条件”。人工智能与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的另一狭域性质是必须预先设置“目标函数”(在算法里也称为“罚函数”)。在人类视角下,人工智能与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之所以愚蠢,本质在于,首先,人类理性不受狭域的限制,它是“广域”(universal domain)的,其次,人类理性可以修正自己的目标函数,例如,韦伯称之为“价值理性”的目标函数。第三,硅基智能缺少碳基智能基于生物演化的重要性感受,……。并询问:重要性感受仅仅来自生物演化吗?社会(群体)演化呢?我答复:人机系统也可以有重要性感受,例如“专家系统”。库兹韦尔的设想是,人脑与芯片的结合,成为超人。生命的个体或群体,当然都有重要性感受。他答复:抛开 硅基智能,只说人类的重要性感受,也应该包括社会面的感受形成吧?我答复:是。都可涵盖。例如,群体的重要性感受,通常的表述是“智慧”。有机体千差万别,有些可以感受很长远的议题之重要性,有些只是鼠目寸光。关键是与个体生命之间的互补性,有强有弱,有远有近。而且个体生命的偏好也千差万别,有偏好自由的,有偏好效率的,有偏好独裁的。个体偏好的导向可能让个体感受不到更重要的议题。诸如此类的讨论还有许多许多。但是都在我的基本命题之内,其用无穷。你手里有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那里面有“演化基本方程”的介绍和运用。我现在提出的生物经济学基本命题,是那个方程的扩展。例如,某一有机体过于偏好读书思考而忽略营养与健身,则它的生命将早夭。表现于演化基本方程,就是他的后代很少或完全没有,这样的偏好长期而言就消失了。亚来答复:对对,Priority。 我最近在总结管理命题的时候,悟到这个道理。所有的管理问题,基本上都是排序问题,都是相对重要性问题,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管理就成为了“艺术”。偏好消失,形成的,或者淘汰下来的就是集体的共同偏好。就是你以前说过的集体“暗影”?我答复:决策环境越不确定,决策就越是艺术。康德称为“判断力”。不过,消失了的偏好还不是“暗影”。决策理论,首先划分决策与决策环境,其次假设决策环境完全没有不确定性,那么,决策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的理性选择,根本不必由人来做,计算机就可以决策。当决策环境有不确定性或充满不确定性时,极端而言,环境完全不确定时,决策就完全转化为判断。判断力,康德说,就算法官将全部法典倒背如流也还是无法断案。判断不同于决策。后者需要信息完备,前者甚至不需要信息。周其仁见到我写判断,就马上知道是信息不充分又必须做决策时的决策。

2022年7月12日:

黄霁在我朋友圈里留言:通读过几遍丁丁老师前后数日的思考,赞赏丁丁老师的绝不盲信,保持质疑。以下仅是学生个人思考,作为致敬与呼应。太虚大师所言无一字可舍,涵盖内容诸多。佛法恰恰最反对“迷信”,主张保持质疑。关于“业”、“六道轮回”、“三世因果”、“因果完全决定论”的任何解释和诠释,都仅是帮助读者理解而已,是“不了义”,讲因果的属于“世俗谛”,而非是可“通达了知实相的量”。语言本身在此可能成为表达实相的束缚。与丁丁老师讨论过,“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可取法心要。而达到这几“依”,“次第”最为关键,前量不生,后量不起。汉地熟悉的《虚云长老自述年谱》中有一有趣记载,虚云长老自述年轻时皈依后自行闭关十年出来,禅定功夫已然了得,面见大德求法,方知自己还丝毫未入道。此为“闻不成慧,思所成慧。修践行慧”,指的都是“量”。我们知道对于佛法“因果”的认知和定义,非“种瓜得瓜”,而是“动态不确定”,是“苦集灭道”四谛十六形相缺一不可的网状逻辑关系。而“苦集灭道”还并不能涵盖与解释“大乘中观应成派“的核心论点。对于蒋维乔,是否亲“证”佛法,不太了解。“无我”“诸法无我”等词比较复杂,从有部、经部、维识、中观等四部宗义的立论来看,在不同宗义中均不相同,所指的意思大相径庭。比如“诸法无我”如从有部宗和经部宗的角度展开诠释,就无法涵盖和解释《心经》(大成应成派)所主张的“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和“无因亦无果”等中观究竟宗义。

深感黄霁评论有理,反复琢磨,“次第”确实是人生体验的重要概括,犹如老人谈“理想”之迥异于儿童谈“理想”。于是继续研读太虚大师全集,这次要从“次第”学说开始,这是他1927年在杭州灵隐寺的演讲。黄霁的评论原本是私人交流,但值得发布在这里,也许有益于诸友理解佛学和学佛之道。黄霁在我朋友圈里留言:通读过几遍丁丁老师前后数日的思考,赞赏丁丁老师的绝不盲信,保持质疑。以下仅是学生个人思考,作为致敬与呼应。太虚大师所言无一字可舍,涵盖内容诸多。佛法恰恰最反对“迷信”,主张保持质疑。关于“业”、“六道轮回”、“三世因果”、“因果完全决定论”的任何解释和诠释,都仅是帮助读者理解而已,是“不了义”,讲因果的属于“世俗谛”,而非是可“通达了知实相的量”。语言本身在此可能成为表达实相的束缚。与丁丁老师讨论过,“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可取法心要。而达到这几“依”,“次第”最为关键,前量不生,后量不起。汉地熟悉的《虚云长老自述年谱》中有一有趣记载,虚云长老自述年轻时皈依后自行闭关十年出来,禅定功夫已然了得,面见大德求法,方知自己还丝毫未入道。此为“闻不成慧,思所成慧。修践行慧”,指的都是“量”。我们知道对于佛法“因果”的认知和定义,非“种瓜得瓜”,而是“动态不确定”,是“苦集灭道”四谛十六形相缺一不可的网状逻辑关系。而“苦集灭道”还并不能涵盖与解释“大乘中观应成派“的核心论点。对于蒋维乔,是否亲“证”佛法,不太了解。“无我”“诸法无我”等词比较复杂,从有部、经部、维识、中观等四部宗义的立论来看,在不同宗义中均不相同,所指的意思大相径庭。比如“诸法无我”如从有部宗和经部宗的角度展开诠释,就无法涵盖和解释《心经》(大成应成派)所主张的“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和“无因亦无果”等中观究竟宗义。

2022年7月13日:

黄霁留言:看到丁丁老师贴图,太虚大师传承清净,令人赞叹!这第一章第一节的严谨架构应该传承自跨18世纪的章嘉国师《教派史》和土观仁波切《土观宗义》,另有格鲁《宗义建立》。而“宗义”“宗依”一词可清晰追溯至佛陀“吾教法有二,教说与宗义,教法示童蒙,宗义为行者。”

杨英锐来信:成也均值,败也均值。今天上午课后,在“介观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群”里发了一点小议论,如下。1990年代,我先后在美国三所大学心理系学习过,前后念过三年的经验方法与统计课,说来我好歹也算数学系出身,但是感觉没懂。后来来在纽约大学心理系做了10个学期(包括二个暑假)的统计学助教, 这下感觉算是开始懂了。又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心理系教了一年经验方法与统计,又多了些体会。后来又学习量子力学和规范场论,感觉对统计学体会更深了一层。概括地说,观测了一个样本以后,将原始数据立刻取均值,就是把样本质点化了,走进了牛顿力学。保留样本原始数据,每对数据就刻画了一个复矢量,也就是波函数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一种可能性,只满足迭加关系。这样就走进了量子力学。按狄拉克的说法,概率就是可能性的平方,也就是模方或振幅。在泛函度量理论的说法中,狄拉克delta函数在积分里是被积函数,也叫检测函数,要求甚少要有一个支撑点。有了一个支撑点x0, 就可以计算频率,按钱纮先生的思路,这就走进了热力学。例如,考虑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均值曲线。本来市场参与者是有各种差异的,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心智世界作为内部空间,这个内部空间的转动产生动量,也就是自旋,是一个内禀的性质。这表现在每个市场参与者对绝对价格的固有价格不同,即对绝对价格的敏感程度不同,心理学称为犹豫现象,每个个体的犹豫可以有强弱不同和频率快慢可言。可是,新古典经济学辯解说,我知道有个体差异,但在大数定律的幌子下,这些个体差异都互相抵消了,所以不妨取均值而代之,形成的就是均值曲线,就像牛顿观察到的苹果落地抛物线,也即质点化的自由落体曲线。然后将这曲线近似成光滑曲线,用一个连续函数刻画,就可抡上微积分,做边际分析了。代价是,取均值时,相当于将个体的内部空间空心化了,将样本中个体全同化,也就是“质点化”的意思。质点化,是一种数学处理,相当于一种数学平凡化手法,不是物理学处理。所以,我常和学生说,成也均值,败也均值。对于均值,爱恨交加。社会生活中,人们也是喜欢往上取均值,不情愿往下取均值,所以,后来做社会统计时,干脆弃用均值,改用中位数了。

张维迎来信感谢我写了他新书《重新思考企业家精神》的长篇书评:谢谢丁丁兄。你简直就是百科全书,读得快写得快。我这辈子是没有可能赶上你了。自愧不如,但还是在努力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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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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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士(1981年),数学硕士(1984年),经济学博士(1990年)。但学位都是无用之物,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读完即可销毁。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坚持的工作: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教学及阅读领域: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对任何学说及其说服者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但真实,如Charlie Brown 一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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